近几十年来，过敏性哮喘的患病率急剧上升，全球有1亿至2.35亿人受到影响。环境和生活方式，包括饮食，抗生素使用，卫生条件，出生国，接触宠物和牲畜，分娩方式和母乳喂养，都与这一上升趋势有因果关系。影响哮喘和过敏风险的许多环境因素在生命早期起作用，即对青少年、儿童、新生儿甚至未出生的胎儿的作用最强。部分因素不仅对暴露的个体起作用，而且可能在后代也有影响。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免疫调节型微生物，如肠道寄生虫和幽门螺杆菌（H.pylori）的感染率下降与过敏性疾病风险增加显著相关，尤其是在儿科。研究表明，新生小鼠感染H.pylori可以抵抗呼吸道高反应性、肺部炎症和杯状细胞化生，这都是卵清蛋白或者屋尘螨等致敏后的实验性哮喘的病理特征。但是，成年动物感染H.pylori没有或者具有极弱的保护作用。这潜在的保护性机制涉及致耐受性的DC细胞驱动Treg细胞分化，激发Treg的抑制性活性。并且，H.pylori的免疫调节活性依赖于2个免疫调节因子VacA和γ-谷氨酰转肽酶GGT，一方面是H.pylori感染的保护作用所必需的，另一方面，当以纯化的形式给药时，具有与活体感染相类似的许多益处。
本文假设，在围产期，经母体（即仅通过母体）暴露于H.pylori的免疫调节因子可以在生命早期重现H.pylori感染的益处。为了验证该假设，本文在围产期，将动物暴露于H.pylori提取物或纯化的VacA，并在2种过敏原诱导的气道炎症模型中评估它们对过敏原的反应。并且，进一步检测了围产期暴露于H.pylori的免疫学响应、微生物宏基因组和表观遗传相关性，以确定跨母体免疫调节的潜在决定因素和生物标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