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协和里的“社会人”

在老协和的历史里，有一个如今不经常被提起的故事。
洛克菲勒家族筹建协和时，不仅考虑了如何将协和建成世界一流，还把如何帮助有困难的患者列入了医院的筹建规划中。这在今天看来其实并不寻常。医院除了给患者看病，难道还能做别的什么？

有意思的是，在具体操办这件事儿的过程中，小洛克菲勒的意见被否定了，协和的管理者们选择听取了一位专业人士的意见。于是，北京协和医院在1921年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社会服务部。

这个部门相当“社会”。

他们请了个“文青”来负责筹建，一个中文名叫蒲爱德（Ida Pruitt）的姑娘，本科和研究生读的都是文学，后来还跟鼎鼎大名的老舍合作把《四世同堂》翻译成英文，叫《黄色风暴》。
这个部门的工作方式也很奇葩，他们会把一个患者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都摸得清清楚楚，会连续几年记录一个患者的日常生活。

蒲爱德执掌协和社会服务部十八年。在回忆和反思自己的工作时，浦爱德有一段让人费解的陈述。她说：“在一个非常复杂的组织中，一定会有许多徒劳无益的努力、误会，毫无必要的坚持，但这些在消除不幸的世界过程中却是必不可少和必要的。”

徒劳无益、毫无必要，这就是蒲爱德眼中的社会服务部？它又怎么会是必不可少和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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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0月，蒲爱德（Ida Pruitt）第二次向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到北平协和医院担任社会工作者的申请，终于获得了协和首任校长麦克林（Franklin Chambers McLean）的批准。

从各个角度，蒲爱德都是这个职位的适合人选。她在美国就有社会工作的经历，而且家庭出身和工作经历中又有教会背景，尤其是她在中国出生并度过了童年，懂汉语，熟悉中国。
不过半年前，蒲爱德第一次申请的时候却被拒了，协和觉得她专业知识不足。现在虽然接受了蒲爱德的申请，洛克菲勒基金会还是先把她送到了麻省总医院，让她跟着坎农（Ida Maud Cannon）学习一年。坎农就是那个否定了小洛克菲勒意见，力主成立专业社会服务部的人。

她怎么这么有发言权？简单的说，坎农当时是美国麻省总医院社会服务部的一把手，而麻省总医院又是美国最早开展医务社会工作的顶尖医院，引领了美国医院社会工作的风潮。

受坎农启发，蒲爱德形成了日后从事医务社会工作的基本方法：个案工作法。所谓个案工作法就是全面掌握病人个人、家庭和社区的基本信息，在此基础上为病人寻找恰当的帮助资源。
这就是为什么，社工人员要把患者的家庭背景和生活轨迹摸个底儿掉。但这件事儿做起来真的不容易，其工作内容之琐碎就超乎想象。

以收集信息的“病人社会历史记录表”为例，内容包括门诊号、住院号、姓名、性别、婚否、原籍、北京住址、老家地址、职业、家庭成员（姓名、年龄、职业、住址）、亲戚（姓名、年龄、职业、住址）、朋友（姓名、年龄、职业、住址）、住房、经济状况、履历、现状以及问题等。

把信息摸清楚还不算完，所有信息都需要用英文记录，而且有了这些信息之后，还要能够从当中挖掘出能够给予病人实质性帮助的资源。可以看出，这个社会服务工作对工作人员的要求其实非常高，基本上需要既知天文地理，又晓人情世故。

还不够。张中堂回忆，他毕业到协和社会服务部的时候，主任蒲爱德面试了他的英语，副主任于汝麒面试了他的北京话。至于原因，我猜想，过了语言关比较有利于跟当地群众打成一片，方便开展信息采集工作。

这用人门槛可以说是相当高了。所以，当时到协和从事社会服务工作的基本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比如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张中堂、沪江大学的毕业生吴桢。还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的二儿媳妇李福曼1930年燕京大学毕业后，也到协和的社会服务部工作过。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社会服务部也逐渐形成了完整的管理体系，包括主任、副主任、监督员、高级社工人员、初级社工人员和学员等。而且鼎盛时期的社会服务部甚至可以做到，每个医疗科室都配备1到2名社工人员。

社会服务部的“服务”能力也相应大幅提升。以1932-1933年度为例，社会服务部共计办案4901件，结案3941件。如果以社会服务部当时30多人的规模计算，平均每人一年要结案100多件，每3-4天就要办完一件。这已经是相当高的强度和效率。

那么回到最开始提出的问题，社会服务部如此高强度的工作，究竟在帮助病人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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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蒲爱德合同到期离任。1941年，协和因战争被迫关闭。1948年协和复建之后，社会服务部随之恢复，张中堂担任主任。他对社会服务部有过一个描述：“社会服务部是医生和病人之间的桥梁。”

现在我们经常能听到类似的话，“XX之间的桥梁”。如果光说不做，那当然非常简单。但如果翻看社会服务部的工作记录你会发现，他们用自己的行动真正定义了什么叫“医生和病人之间的桥梁”。

最简单的，病人进了医院找不到地方、不知道挂什么科，今天这叫导医、分诊，当时都由社工来做。但只做这个肯定不叫“桥梁”。

张中堂讲过一个他自己服务过的案例：一位骨折术后病人回家休养，但病人家里的卫生状况堪忧，墙上还有臭虫的血迹；张中堂于是重新把病人家里的墙面裱糊了一遍，并特别设计了一个用药水浸泡过的防臭虫夹板来固定病人的腿，这样病人就可以安心卧床静养。

这只能算是一个相当简单的案例，蒲爱德讲过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一个失了业的父亲，妻子刚刚病故，三个孩子中，一个重病，两个营养不良，家里的亲戚里，只有一个表兄可以提供一间免费的住房和每月一定数量的粮食。

在这个案例里面，社会服务部的社工不仅解决了孩子治病、改善营养的问题，而且还帮助父亲解决了就业问题。

我们可以借助社会服务部1929-1930年度的报告来整体看一下，他们大致会面临怎样的需要帮助的病人：慢性病、急性病、缺乏医院知识、人地生疏、无知识、年老、家庭纠纷、神经紊乱、暂时残废、永久残废、营养不良、赋闲、收入不足、赤贫等。

此外，社会服务部还专门针对儿童的问题做了相应的统计，大概包括四大类：关于儿童者（被弃、孤儿、私生），关于经济者（最穷苦、经济压迫、经济缺乏、闲居），关于身体者（久病、不治病、家属有病），杂项（奴婢、缺乏补救之源）等。

针对这些问题，社会服务部做了哪些事情呢？

解释病症指导疗养、接洽（免费）出/住院、解释医院手续、以衣服或钱财救济、接洽疗养院或寄宿舍、接洽转院、接洽复诊、领养、代谋职位、助济病人家属、代购奶粉、特别指导、安排葬礼等。那个年度，这样大大小小的事情，社会服务部总共做了10689件。

从中我们大概可以看出，协和社会服务部的工作碎而不乱，并且已经相当精细化，而且为病人服务所覆盖的范围之广也着实让人感到惊讶。

这还不是社会服务部工作的全部。他们还成立了职工社会服务部，解决医院职工的疗养、子女的上学，甚至文化业余活动，桥梁嘛，不仅要服务好病人，也要服务好医生；另外在七七事变后，他们还成立了红十字会医院，救济受伤的官兵。

社会服务部做这么大量的工作产生了什么作用吗？会是像浦爱德所描述的一样“徒劳无益”吗？

对此，著名的社会学家雷洁琼有过一段非常质朴而又精准的描述：病人到医院来看病后不是简单地看完病就走了，医院应该了解病人家境经济状况有没有困难、能不能交费，病人能不能和医生配合好、他相信不相信医生、吃不吃药。只有了解了这些情况，医院才能取得比较理想的治疗效果。

医院的根本目的是治好病，医生解决治病相关的专业医学问题，而社会服务部则解决治病相关的其他所有问题。
蒲爱德从“社会”的视角也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概括，她说社会服务部就是让被救助的人能够重返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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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洁琼说：“由于社会服务部发挥了作用，病人一般的都和医院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其实还不只是良好的医患关系，比如医生最看重的随访，社会服务部几乎可以随时准确找到需要随访的病人；再比如还有更神奇的，医院需要供血的时候，社会服务部甚至能够在帮助过的病人中找到合适的人。
当然，这里并不是在“神化”社会服务部，并不是呼吁今天的所有医院都去建一个一模一样的社会服务部。毕竟我们今天面对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方面今天大医院的门诊量动辄几百万，假设里面仅1%的患者需要帮助，工作量可能都是个天文数字；再一方面，今天患者跨区就医的现象非常普遍，省会城市医院服务的患者遍布全省，北上广医院服务的患者则遍布全国，已经几乎不可能再把患者的家境了解透彻。
或者说，我们今天把解决如此复杂的医疗问题完全寄托于重建社会服务部，本身就显得非常不现实。这也不是我们今天重温协和社会服务部的目的。

实际上，今天对医疗问题的应对已经名副其实的“社会化”了。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社会保险。随着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实现全覆盖，绝大多数患者就医有了基本医疗保障。只不过在大病的救治方面，还需要大病保险、商业保险，乃至慈善捐助等方式的补充。

但蒲爱德和协和社会服务部在今天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具体而言，就是对具体的、有温度、有感情的人的关注。就像蒲爱德说的，“通常，甚至经济上的暂时性的救助都是不必要的，但是精神或情感上的救助却是非常必要的。”

比如突遭疾病的患者往往一头扎进茫茫的医疗大海中，忧心忡忡、东奔西走，寻找那个所谓的最好的专家、最好的治疗。如果这时候能够有专业的人士帮助他们更好的分析判断病情、阐释治疗方案和风险，也许他们就可以更冷静更自信更有效率的面对疾病，并有更大的可能战胜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