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自述：  

       患者年龄，50岁。每当医生问到这里，即便时隔一年，我也很难将这个年纪与我已经历两次中风，落下严重后遗症的母亲联系在一起。

       我原本是从不回头看的人，但当母亲完成心脏射频消融和左心耳封堵术半年、身体状况不断好转的时候，我还是接受刘兴鹏主任的邀约，仔细的回想了这一路走来的经历。

       母亲是遗传性肥厚型心肌病，早在2010年已有诊断，2012年5月第一次中风后及时溶栓治疗，几乎没有留下后遗症。此后的三年虽多次在心内科和神经内科接受检查，但由于家人对病情认识不足，均未接受手术，而去年12月的一次中风，经历了ICU内长达两周的昏迷后，母亲失去了吞咽和语言功能，大脑功能区受损导致情绪激动，需要镇静类药物控制；认知能力下降，生活自理能力差。

       2016年农历新年过后，母亲从老家来到北京康复医院，接受神经内科的康复治疗。在此期间，分别进行了神经外科，精神科，康复科，心内科的会诊，会诊的医院和医生都是力所能及找到的北京地区最权威的，最后多方建议首先手术消除房颤，否则一旦再次中风，其他治疗成果都将付诸东流。

       于是问题来了，年前约好的医院，在我母亲严重焦躁的情况下，是无法接收住院和手术的，而且母亲的房颤已经有转向持续性的趋势，单纯的射频消融手术恐怕无法彻底根除房颤。这时一位年轻的副主任医师给我推荐了刘兴鹏主任及他的团队，他认为以母亲的情况，可能更加适合哈特瑞姆团队开展的内外科杂交手术。我迅速通过网上平台与刘主任取得了联系，并安排了一次面诊。

       第一次面诊有些不太顺利，早高峰的路况加上医院内等待的时间，即使出发前服用了镇静药物，母亲的情绪也有些不受控制了。她不停的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收拾自己带来的病历资料，拒绝任何交流，吼叫着要离开。情况显然比预想的要糟糕一些，刘主任希望再等待一段时间，待她情绪可控的时候再接受手术。

       几乎持续的房颤和随时可能发生的中风让我们亲属的心情都像坐上了过山车，一日不手术，一日车不停。此后我又去过两次门诊，第三次其实已经做好了带法务人员签署针对医生的免责协议的准备，希望尽可能减少医生的顾虑，让母亲尽快接受手术。所幸这次刘主任给了我联系方式，并答应安排会诊，考虑手术的可行性。

       五月初母亲在燕达医院接受了心内科、心外科和麻醉科的联合会诊，会诊开始后母亲几乎全程尖叫，与人没有任何沟通，直到最后推门逃走。当天有点儿失落的回到家后，刘主任的电话也很快到了，考虑到母亲无法与人沟通且情绪不稳定的状况，恐怕无法耐受杂交术后的恢复期，建议接受射频消融和左心耳封堵术，这种手术也能够有效降低房颤风险，而且术后恢复也要安全得多。

       一周后母亲住院接受手术。术前准备的两天里，母亲对医院的恐惧已经达到了顶峰，除了吃饭和短暂的睡眠，几乎全天都在尖叫，多亏了谭琛主任贴心的安排和心内二科所有医护人员的耐心和努力，术前检查才得以顺利通过。经过四个小时的手术和一天的ICU观察，母亲回到病房清醒后，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由于心率恢复窦性，脑部供血量增加，脑栓塞的康复有了巨大进展。首先焦虑不安的症状和对医院的恐惧完全消失了，术前几乎不愿靠近的病床成为了她最爱的地方，出院回家都有些不大情愿；更令人意外的是，已经半年不愿意与人交流的她，有时会通过眼神试图传递一些信息。

       母亲手术的成功让我们全家备受鼓舞，也对哈特瑞姆心脏专家团队的专业水平倍加信任，随后我的舅舅也接受了ICD植入手术；七十高龄，房颤二十余年的姥爷也接受了射频消融手术。

       这几日我正带着母亲和姥爷在燕达医院接受术后半年的复查，今天见到谭琛主任和王凤楠护士，还是一如既往的亲切随和，见到母亲和姥爷恢复状况不错，也是发自内心的高兴。

       前日在家午睡，孩子在我身侧熟睡，母亲也过来安静的躺在我旁边。弟弟叫我跟她说说话，这次来京她似乎有些不自在，总是默默躲在角落里。即使好的时候，我俩话也是不多的，肢体接触就更少了，因为她不喜欢。确实不知说什么好，但我有些困了，顺势抬腕抓住她有些冰凉和僵硬的手。母亲眼神里起初有些意外，但很快滑过一丝笑意。

       我这一年来从未感觉惊慌或恐惧，也未掉过一滴眼泪，因为深知自己每一步的决策都是出于理性。但当这种亲情的微风袭来的时候，也未免心头一颤，竟然有些说不出的感动。只愿母亲余生平安喜乐吧。

患者女儿：张*  

写在后面的话：  

       第一次见到上文作者小张的母亲的时候，我便面临第一次艰难抉择：接不接这个病人？

       从病情上来讲，病人才刚刚50岁，但却因房颤已经发生两次脑卒中，毫无疑问应该接。治好房颤对于预防她再次发生脑卒中至关重要。

       但从现实角度来讲，这是一个极特殊的病人，因为大脑的额叶发生梗塞的缘故，病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把这样的患者放到病房，她控制不住的尖叫声或将成为病房矛盾的“导火索”，护理工作更是难上加难。

       坦率说，我刚开始的时候有些犹豫，但最终,小张的执着还是打动了我，她母亲因为疾病受到的折磨，不管对我们医生，还是他们家属，都像是一份沉甸甸的拷问。

       我决定接这个病人，不是因为他们可以事先签署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医生都免责的声明，事实上，自从我同意治疗这个病人后，便把免责的事情忘到了九霄云外，而完全是出于一名医生内心深处那份恻隐之心…

       既然决定接这个病人，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采用什么样的治疗方案？这是我面临的第二次艰难抉择。

       病人找到我来是做房颤杂交手术的，这确实是最大程度根除房颤和预防再次中风的一个好方法。但问题是,病人因为疾病的缘故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行动。试想，如果她术后清醒后不能控制情绪做出伤害到自己的举动怎么办？（比如强行把自己身上的引流管都拔掉......）各种严重后果让人不寒而栗。

       另一个选择是做创伤更小的导管消融手术。但病人已经进展为持续性房颤，而且还有肥厚型心肌病，单纯导管消融手术的成功率仅60-70%，术后一旦房颤复发，病人又将处于脑中风的风险之下…

       怎么办？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三个诸葛亮凑一起呢？于是我决定搞一次多学科会诊。把来自心脏不同亚专业的几名医生叫来一起商量对策。

       当时参加的有梅举大夫（上海新华医院心外科/哈特瑞姆医生集团）、宋锴澄大夫（北京协和医院麻醉科/安德泰麻醉医生集团）、施海峰大夫（北京医院心内科/哈特瑞姆医生集团）、谭琛大夫（燕达医院心内科/哈特瑞姆医生集团）和我。

       最终，我们几个人达成一致：对于这个病人来说，同时实现围手术期安全和预防脑卒中效果的治疗措施只有一个，那就是目前国内尚开展不多的一站式房颤导管消融术+经皮左心耳封堵术。  

       谢天谢地，这台复合手术取得了圆满成功，再辅以谭琛主任领导团队无微不至的照看，这个特殊的病人术后的好转速度,让我们都感到惊奇。

       医生不是万能的，我们也会纠结，也会无助，但内心总是希望能帮助到更多的人。我曾经许多次问自己，什么时刻是最幸福的？时隔半年多之后，当读完以上患者家属小张的文章，一种来自职业的幸福感在内心升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