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丹溪：怪病多痰，癌肿也可从痰治！
卢医  
朱丹溪，金元四大家之一，是丹溪学派的创始人，医术高超，提出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及“相火论”等学说，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正所谓“百病中多有兼痰”，又或是“怪病多痰”，在疑难杂症的治疗上，不少医家着眼于痰，朱丹溪也不例外，怪病从痰治，对于癌肿的治疗，在他看来，也是可以的！
朱丹溪继承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诸家之说，融理学于医学中，结合临床实践，提出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及“相火论”等学说，其治杂病以气、血、痰、郁论治。
治疗上力倡滋阴降火，使人体达到阴平阳秘的正常状态。
朱丹溪认为“百病中多有兼痰者，世所不知也”，
且“痰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或贮于肺，或停于胃，或凝滞于胸膈，或聚于肠胃，或客于经络四肢等。其为病则为喘咳，为呕吐，为泄利，为嗳气，为嘈杂，为眩晕，为惊悸怔忡，为寒热痛肿，为痞满，为壅塞，为带下，为疝，为结核，为癥瘕积聚，为心腹块痛等。其治痰之法亦颇为详尽，除按湿、热、食积、风痰辨证选方外，也随证选用专药，如滑痰用竹沥，酒痰用青黛，湿痰用苍术、白术，热痰用青黛、黄芩、黄连，风痰用南星、白附子、猪牙皂角等，郁痰用僵蚕、苦杏仁、瓜蒌等，食积痰用神曲、麦芽等，老痰用海浮石、半夏、瓜蒌等。朱丹溪亦强调“治痰当以顺气为先，气顺则一身津液自顺”，其所制祛痰诸方中，多配理气、行气之品，如陈皮、香附、枳壳、木香、枳实等。
除用药伍用行气之品外，亦重视调理人体气机，行气开郁，以纠正七情之偏。
在肿瘤辨治上，朱丹溪提出“痰”与肿瘤的相关性，认为“凡人身上中下有块者多痰也”，“凡人身上有结核不痛不仁，不作脓者，皆痰湿也”，并形成“痰夹瘀血，遂成囊窠”的观点，虽然其所指并非全是肿瘤，但也将肿瘤包含在其中。而且丹溪认为“百病之中多有兼痰者”，指出“治痰法，实脾土，燥脾湿是其治本也”。并认为痰乃“虚火上炎，敛津为痰”，非内湿生痰，喜在滋阴降火的基础上加以二陈汤。还提出了“风痰多见奇证”“胶固浊稠者，必用吐”“痰在膈上，必用吐法，泻亦不能去”等新观点。另外，丹溪也提出“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认为六郁也是肿瘤的病因，并创“越鞠丸”治之。
我们将丹溪的“从痰辨治”理论广泛用于肿瘤辨治中，如恶性淋巴瘤、肺癌、脑瘤等虽证型不一，均不离于痰，故治疗随证而配合其他治法，如益气除痰、祛瘀化痰、温阳化痰、行气祛痰等，常取得较好疗效。
如在对非小细胞肺癌的辨治中，运用益气除痰法治疗不仅可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延长患者生存期，还具有对化疗增效减毒的作用。在对202例病例临床观察中发现，益气化痰法可使Ⅲ、Ⅳ期NSCLC的中位生存期达到9个月，与化疗配合应用可达到12个月，表明中医药对晚期肺癌有较好的临床疗效。不同证型肺癌患者的生存分析表明，脾虚痰湿型患者中位生存期达到13个月，优于其他证型，提示有可能进一步提高对脾虚痰湿型患者的疗效。
朱丹溪同时也认为乳腺癌的成因是七情所伤，这种认识也是十分深刻的。
“女子不得于夫，不得于舅姑，忧怒郁闷晰夕积累，脾气消阻，肝气横逆，遂成隐核，大如棋子，不痛不痒，数十年后方为疮陷，名为乳岩”，“以其疮形嵌凹似岩穴也，不可治矣”。但是“若于始生之际……施以治法，亦有可安之理”，强调了乳腺癌要早发现、早期治疗，并创制了“青皮甘草汤”以治之。另外，丹溪还以肿瘤的在上和在下的部位不同明确地将噎和膈区分开来，“在上近咽之下，水饮可行，食物难入，间或可食，入亦不多，名之曰噎。其槁在下，与胃为近，食虽可入，难进入胃，良久复出，名之曰膈，亦名翻胃”，并认为“名虽不同，病本一也”，故在治疗上都主用“润养津血，降火散结”加以活血化瘀为治疗大法。现今临床上治食管癌常用硇砂，肝癌常用鳖甲，宫颈癌常用三棱、莪术，皆有一定疗效，这些中药都是丹溪所主用之物，这都充分反映了丹溪对肿瘤治疗的见解的正确性。
朱丹溪在治疗肿块过程中，除内服汤剂外，还善于配合运用其他治法以加强疗效。
如三圣膏、琥珀膏外贴，韭饼热熨，药末蜜丸食化及蜜导大便等。
同时，也善用单味药物，取量大力宏、单刀直入之效，如治瘫病以桑椹子捣汁熬膏调服，或牡蛎为末、玄参捣膏为丸，服饮韭汁或牛乳；治腹部积聚取蜀葵根煎汤等，临床均有较好的疗效。
综上，朱丹溪治疗肿瘤提倡“从痰辨治”，随证辅以滋阴降火、行气开郁等，并兼用吐、下诸法。其学术思想颇多创见，其遣方用药灵活详尽，对后世治疗肿瘤提供重要参考，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