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癌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及死亡率在国内大城市中占各种癌肿之首[1]。当前肺癌的早期诊断尚有困难，70—80%的患者确诊时已超越根治性切除的范围，临床多采用以化疗为主的综合治疗方法。肺癌治疗的选择不仅要考虑生存数量，更重要的是生命质量（quality of life,QOL）[2]。因此，关注生存质量这一重要指标，有效地减轻患者的躯体痛苦，消除心理障碍，科学地运用量表去评价护理效果和干预措施已成为肺癌护理中的重要课题。

1、生存质量的概念

   生存质量一词1975年以后才开始在医学文献中以关键词出现，最早的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大量的QOL量表出现在70年代，80年代转向肿瘤和慢性病的QOL评价研究，并使QOL评价得到广泛应用。

   迄今为止，QOL尚无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定义及内涵。多数学者认为：QOL是一个人生活中全部影响因素的综合反映，是一个包括生理及心理特征的广泛概念，其内容包括从人的必需品的获取到实现个人满足和幸福的广泛领域。有学者还指出：QOL研究目前有两点是一致的：①QOL是一个多维的概念，包括身体状况、心理、社会能力、健康感觉以及与疾病或治疗有关的症状；②QOL测定包括主观指标，且QOL资料应由被测试者提供[3]。

2、肺癌生存质量评价内容及常用生存质量测定量表

   Hurny等认为肺癌患者的QOL的内容应包括：①生物学：如疾病症状、治疗副作用和机体功能状况；②心理学：指确诊为肿瘤后对患者心理的影响及患者对此疾病所做出的反应；③社会学：如社会关系、工作能力、经济支持及医疗情况[4]。自1970年以来国内外有近50种生存质量量表用于肺癌临床，根据内容可分为两大类，即非特异性肿瘤量表和特异性肺癌量表。Kanofsky评分表是最早应用生活自理能力及活动能力及活动情况来评估肺癌患者的预后和选择治疗方法的量表，但不包括心理状态和社会活动能力，对肿瘤患者没有特异性，用于治疗前后的对照，对于全身状况良好的患者缺乏特异性和敏感性。相比之下Schipper等设计的癌症病人生活功能指标量表（FLIC）共有22个条目，内容包括肿瘤引起的症状、治疗的副作用、日常生活能力、社会活动、心理状态、性功能和整体形象以及对治疗的满意程度等。该表内容广泛，目的在于评价各种治疗效果、病人康复过程中的行为以及预测未来的治疗的反应等[4]。类似量表还有鹿特丹症状量表（RSCL）；院内焦虑和忧郁量表（HADS）；每日记录卡（DDC）和线形类比量表（LASA）等。

   由于上述量表均属一般性肿瘤量表，对肺癌敏感性差。近年来专用于肺癌的量表逐步用于临床，较为著名的有欧洲癌症研究和治疗组织的生命质量核心量表和肺癌特异模块（EORTC QLQC30和QLQLC13）；肺癌相关症状量表（LCSS）以及肺癌治疗状态评价表（FACT-L）等，初步结果显示较好的相关性和顺应性。

3、生存质量评价在肺癌临床中的应用

   临床肿瘤病人QOL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由Karnofsky等提出的行为状态评分（KPS，即卡劳夫斯基指标），但这不能算是真正的QOL评定，因为它只评估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及活动能力，不包括心理状态和社会活动能力方面的评估[5]。现代QOL研究始于1976年Priestman等人。QOL研究在肺癌临床研究中有以下作用。

3．1评价治疗效果及选择治疗方案

   Thongprasert等[6]以KPS、FLIC等作为测定量表，对非小细胞肺癌治疗中的最佳支持疗法和支持疗法加化疗两种方案进行对比，认为后者的疗效优于前者。Gower等用日记卡方式对75例小细胞肺癌病人的生命质量进行分析，发现每周1次的强化化疗与传统的间隔3周的化疗方案相比，生存期无差别，但生命质量降低，间隔3周的化疗方案较优[7]。

3．2筛选抗癌药物

   有利于抗癌药物的筛选，特别是评价药物的副作用对患者生命质量的影响。如意大利老年肺癌研究组以QLQC30和QLQC13为测定工具，对161例采用Vinorebine（一种半合成的长春花属生物碱）治疗的70岁以上的老年肺癌患者进行了分析，发现该药能延长生存时间和改善生存质量。Bunn等对一些新的化学药物在改善非小细胞肺癌病人生存时间和生命质量方面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综述[6]。

3．3有助于分析预后和远期生存状态

   Bleehen发现，肺癌日记卡（MRC）日常活动情况评分为1分、2分、3分和4-5分的肺癌患者的平均生存期分别为299天、206天、154天和93天，因此认为生存质量评估可作为生存期的独立预测因素[7]。

3．4评价成本-效果比

   随着新的治疗技术和新化疗药物的不断推出，肿瘤治疗的费用也不断提高。如何以最少的费用获得最大的疗效，这是广大病人尤其是经济条件不佳病人最关心的问题。Ramsey等将顺铂+诺维本与卡铂+泰素两种化疗方案进行比较，分别计算两组病人的标准化疗药物以及医疗、健康护理、药物相关副作用所需要的辅助治疗及对症支持治疗费用。结果认为卡铂+泰素方案的费用远高于顺铂+诺维本方案[8]。

3．5在中医临床中的应用

   中医治疗肿瘤最大的特点是瘤体缩小不明显，但自觉症状好转,生存期延长，生存质量提高。因此生存质量评价较以往瘤体大小、无病生存期等指标能更全面、更客观地反映中医治疗肿瘤的疗效特点。张玲等将72例患者随机分成单纯化疗组和中西医结合治疗组，通过对两组患者瘤体稳定率、远期生存率及生存质量等指标的评价，认为华蟾素+NP方案的中西医结合疗法可提高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疗效及生存质量[9]。

4、影响肺癌患者生存质量的因素

   幺鸿雁等[10]采用由世界家庭医生学会所推荐的COOP/WONCA功能状态量表中文版，对武汉市184例肺癌住院患者的生存质量调查显示，影响肺癌病人的生存质量的因素主要为年龄、体育锻炼和精神创伤；低年龄组患者生存质量优于高年龄组；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病人生存质量优于不参加体育锻炼的病人；精神创伤史对生存质量总分具有显著影响，主要表现为对情感和社会交往的影响。周少平等[11]采用国际通用的肿瘤患者生存质量表QLQ-C30对湖南省160例肺癌患者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患者的职业、经济收入、不良生活习惯、精神心理状况和肺癌治疗的副作用、疾病的复发是影响肺癌患者生存质量的主要因素。不良习惯如吸烟对肺癌患者的生存质量有一定的影响，其改变可能会提高其生存质量。程晓麟等[12]采用EORTC QLQ问卷表及补充模式表评估影响肺癌病人生命质量的相关因素，认为年龄是影响生命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年龄组间的生命质量存在差异；男性患者有较高的的生命质量；已婚肺癌病人的生命质量优于未婚患者；文化程度越高，病人了解的知识越多，也就越清楚肺癌的预后情况，这样就影响了生命质量的一些项目，特别是情绪功能得分；家庭收入是影响生命质量的一个重要社会经济因素。此研究还首次阐述了不同类型肺癌病人生命质量的差异，小细胞肺癌病人的生命质量要低于非小细胞肺癌病人；以及未转移组肺癌病人的生命质量好于转移组患者；手术治疗的病人生命质量好，综合治疗组最差，化疗及放疗介于二者之间。此结果提示，护理中应关注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对肺癌病人生命质量的影响。同时应加强心理护理，消除病人心理障碍，提高其对疾病的认识及心理应对能力；加强健康教育，指导病人合理地进行体育运动，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及和谐的人际关系；加强沟通，鼓励病人坦诚地与医护人员交流，共同选择最佳的治疗方案。此外，深化医疗保健制度的改革，进一步推进医疗保险的发展，提高病人的经济水平，这些都是十分有意义的[11]。

5、我国肺癌病人生存质量研究现况

   我国生存质量研究起步较晚，肺癌病人的生存质量研究更是鲜有报道。仅见少量综述或介绍类文章，一些在标题或关键词中涉及到肺癌生存质量的论文其实未采取标准化测量表进行严格意义上的生存质量评价。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适合中国文化背景的肺癌测定量表。近些年，国内的研究亦已起步，由于民族性、文化背景、价值观念的差异，在引用国外量表的同时，也已开始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量表。1990年孙燕等制定了首份中国癌症患者疼痛及生存质量量表，并于1991-1993年在中国3省市11家医院对1543例患者进行了调查，初步研究结果显示该调查表是可靠、有效、灵敏及可行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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