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刘彦国:爸爸得了肺癌
2019年08月22日 【健康号】 刘彦国

那是201711月的一个星期一,爸爸结肠癌手术后第4年例行复查。我陪他在CT室拍片。片子照完了,我照例带老人先走。这时,技术员把我叫住了,他说,刘大夫,您等一下。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刘彦国

我心头一紧,立刻意识到可能有情况。

回到CT机旁,我看到右肺下叶一个实性占位,直径约1.5cm,周围型的。我盯着屏幕,心里一阵阵发紧。我知道,这很可能是结肠癌转移到肺了,但不知道有没有转移到其它脏器?

我在CT室站了很久才出去。爸爸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照地不清楚,技术员让我看了一下。”

我约了个全身PET CT。结果出来后显示肺里面确实是个恶性肿瘤,全身其它地方都没有转移。

好吧!谢天谢地。

晚饭后,我告诉爸爸说肺里有个结节,得再做个手术。爸爸半天没说话,而后问我:“是转移了吧?”我说不一定,也许是肺里新长的原发肿瘤。

他想了想说:“算了,别费劲了。年龄也大了……”我说:“能治好。”爸爸没说话,早早地睡了。

第二天起床后,爸爸问我:“你感觉能治吗?”我说能治。他说:“你掌握看,如果要是不好治就算了,别费那事了。”我说好治。他说:“要那样的话就做去!”

上班后,我把片子拿给王俊主任看,主任说:“做吧,像是个原发肺癌”。

我说:“您帮我做吧?”他说:“可以。”

我约了位于住院部20楼的特需病房,带着他办住院手续,就像他小时候带我看病一样。我陪他辗转在各个辅助科室做各项术前检查、去医院食堂吃午饭、去医院对面的咖啡馆坐着享受午后阳光、喝下午茶。我们不紧不慢,边走边聊,聊到这儿、聊到那儿。

北京的深秋凉凉的,气温刚刚好。

星期三早上,我亲自推平车,陪爸爸进了手术室。在手术间外走廊等待的时候,朝阳从窗户外斜照进来,打在床上,打在地上,暖暖的。我搬了个凳子倚床坐下,爸爸在床上躺着。我发现,爸爸是老了,没有了我印象里的那种一贯的威严,而多了份慈祥。

他老了,像个孩子,眼神里充满着无助。

他问我:“你今年工作多少年了?”我说从博士毕业算起12年了,当胸外科大夫其实是17年了。他笑了笑没说话。

我看着窗户外发呆。过了一会儿,他说:“你当大夫要对病人好一点儿,不管是啥人,不管是啥家庭,谁病了都不容易,能帮上人家就多帮一把。”

还说:“你工作上要多操心,在命上打交道,千万不敢马虎。”

又说:“畅畅娃性格绵软,你们尽量不要骂娃了,有啥事给娃好好说。”

……

他一边说,我一边流泪。

八点四十分,王俊主任准时进来了。这是他的习惯,答应的手术他肯定会第一时间上。这时爸爸还没有麻醉呢,主任拉着他的手说:“放心,老先生。”爸爸说:“给你们添麻烦了。”

麻醉科主任冯艺教授亲自给做麻醉。

王主任从切皮开始,一直做到冲洗胸腔。我坐在台下的一个角落里默默地学习。同事好心地说:“彦国,你去休息一会儿吧!”我正准备走,主任说:“没事,你看看也好!”他边做边说:“这老爷子可不是个一般人,你看这血管,走形跟一般人都不一样。能培养出那么优秀的儿子,他可不是个一般人……”

我知道主任是在宽慰勉励我,给我打精神气儿呢。

先做了楔形切除,我拿着切下来的标本去病理科,病理科主任沈丹华教授亲自看冰冻病理切片。结果很快出来了,病理科的电话打到了手术间——原发小细胞肺癌,不是结肠癌转移。

主任问:“彦国,怎么办?”我说:“切肺叶吧?”主任回头看了我一眼,说:“你的决策是对的。”

这个肺叶切得很艰难。爸爸是个工人出身,在庆阳市建筑公司当机械维修工,搞了半辈子电焊、电气切、车床、刨床等工种,吸入过不少粉尘,肺里增生的淋巴结特别多,肺血管很难解剖。

主任手里的电钩每一下都充满着风险,随时有血管破裂大出血的可能,我心里捏了一把汗。好在老天爷保佑,好在主任技艺高超,一个异常艰难的胸腔镜肺叶切除术不到一小时做完了。很成功。谢天谢地。

手术结束后,我同麻醉医生一起推他到恢复室。不多久,他平静地醒了,我说:“爸爸,手术做完了,很成功!”他点了点头。

护士给他吸了痰,拔了气管插管,收拾停当了,问我:“刘大夫,您看能回去吗?”我看了看引流管,看了看监护仪,说:“可以,走吧。”

我随运送工人及住院医师送父亲回了普通病房。

妈妈在病房里焦急地等候,看到我把爸爸推回来了,泪水打着眼圈往下流。我安顿好爸爸,确认各项指标稳定后,陪妈妈吃过夫人送来的午餐。下午是我的专家门诊,我在沙发上眯了一会儿去出门诊了。

晚上我让妈妈回家去睡,自己在病房里照护爸爸。我扶他下地,搀他在屋子里来回走。

二十楼的窗户外看出去,夜色很美,北京城灯火璀璨,平静而祥和。我给爸爸打水擦了脸、泡了脚、扶他睡下,自己写了一会儿日记,看他睡熟了,监护仪显示各项指标正常,便放心地在沙发上睡了。

第二天一早,住院医、主治医、护士长陆续来查房,护士长说:“老爷子,您真有福,教授晚上给您亲自上特护,一般领导都享受不到这种待遇”,爸爸笑地眼睛眯成了个缝儿,说道:“麻烦你们了,谢谢你们。”

安顿爸爸用完早餐后,我去上我的班去了,查房、安排的第二天手术,忙碌的一天又开始了。

爸爸很遵从医嘱,饮食、活动、咳痰,一切良好。他推着输液杆,带着胸引瓶,从走廊的这一头走到另一头,又走回来,很刚强,很硬朗。

三天后拔除胸腔引流管,顺利出院。几天后,石蜡病理结果出来了,12组淋巴结有一枚转移,属二期肺癌。

还好,但得化疗,一个月以后开始。

爸爸问我:“你看不化疗行不行?”我说:“受点儿罪,将来不容易复发。”妈妈心疼爸爸,一个人在角落里抹眼泪。爸说:“那能成。”

第一次化疗是在甘肃老家打的。庆阳市人民医院肿瘤科梁海鹏主任是我的好朋友,他特别经心,给予了非常细致的照护。我从北京捎回去了最贵最好的化疗止吐药。化疗期间爸爸饮食起居良好,没遭啥罪。然而出院一周后突发高热,体温39度多,化验发现血液里的中性粒细胞接近于零,属严重的“粒缺发热”。庆阳市第二人民医院王振运院长亲自出面,帮我安排了可以隔离消毒的单间高干病房。北京、庆阳两地专家联合会诊后,给予了大剂量升白针联合抗生素治疗,一周后转危为安。

遭受了这一场折磨之后的爸爸精神弱了不少。

又过了一个月,一切恢复了正常。我心疼爸爸,犹豫要不要再打第二次化疗。爸爸问我:“一共要打几次?”,我说最好打够四次。他说:“你看有必要的话就打吧。”

于是,我们把化疗药剂量降了四分之一,并且预防性使用了升白针,平稳地完成了第二次化疗。

要过春节了,我邀请爸妈来北京过个年,他们同意了。这是父母第一次来我这个小家过年,一家人其乐融融地过了个祥和年。正月初四,爸爸在我们医院完成了第三次化疗。休息观察了两周,确认一切良好后,我给爸、妈、哥和我四人买了同去三亚的机票。

这是爸妈第二次到三亚,两个儿子都陪着,他们很开心。

记得2011年,我第一次带他们到三亚,老人生平第一次看见大海,特别激动,两人卷着裤管在沙滩上捡拾贝壳,捡到了一个好的就凑在一起看,开心地像两个孩子。

这一次,我们住在大海边朋友家的高档别墅里,享受了几天难得的天伦之乐。

回到北京后又打了第四次化疗。一切平稳。谢天谢地,抗击癌症的治疗终于告一段落。

如今,一年多过去了,爸爸没有苍老,反倒越来越精神矍铄了,和妈妈一起住在农村老家的四合院里,一天到晚不闲着,忙完这儿忙那儿,把庄前屋后、院里院外收拾地干干净净、利利落落。

老家屋后有几亩耕地,爸妈一直耕种到去年,在我和哥哥的反复劝说下,终于同意麦收后不再耕种了。去年秋后,我和哥在地里栽植了45棵法桐、80株玉兰、80棵银杏和150棵皂角。今年春天,玉兰花朵朵盛开,我家的后院里生机盎然。

父亲节要到了,我谨以此文献给我一辈子含辛茹苦的爸爸,惟愿他能健健康康地再多陪我们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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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彦国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

主任医师、副教授

甘肃庆阳籍,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大学外科学博士学位。目前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病房医疗组长、教学干事。兼任中国医师学会胸外科分会手汗症专家组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住院医规培胸心外科专委会秘书、国家医学考试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医学与哲学》杂志编委。近年先后赴奥地利维也纳Otto Wagner医院、瑞士苏黎世大学医院、美国梅奥医学中心及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医院做访问学者。擅长肺癌、手汗症、肺大泡及家族性气胸的研究及外科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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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彦国
主任医师
手汗症、肺癌、胸腺瘤、肺大泡、气胸;胸腔镜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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