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活生生的人从你眼前跳下，倒在地上，鲜血从他的身上向外蔓延开来。”护士小林说起当年的那个场景，声音充满了难以抑制的阴霾，微微带着恐惧的颤抖。那是今年一次医院内巴林特小组的活动。



听得出来，那是她内心中，一个没有痊愈的伤疤，一处仍在流血的旧伤。



(以下是护士小林口述）



2012年，肿瘤科有一位男病人王全（化名），40多岁，喉癌四年，反复放化疗。



王全在生病期间只有一个年迈的母亲照顾他，家里人丁非常单薄。后来我们知道，他的妻子与他离异多年，唯一的儿子在残障学校上学。他不能正常工作以后，家庭的生活来源就只剩下了母亲微薄的退休金。



喉癌的进展中，王全长期承受喉咙刺痛的折磨，需要吗啡针缓解疼痛。他性子很孤僻，不愿与人多言语，表情也是呆呆的，就连他穿着的那件赭色的夹克也是那种洗褪了色，穿毛了边的陈旧颜色。不知道是用了吗啡之后的困倦，还是疾病带给他的痛苦。



事件发生前一天主治医师邀请外科会诊，王全的病情又进展了。肿瘤影响到了气道的通畅。为了延长生命，外科会诊意见是给患者做气管切开置管。



气管切开后，他就不能再讲话了，能不能继续经口进食，也需要等手术后再判断和观察。



王全毅然决然地签字放弃了气管切开手术。我想他内心是明白的，如果不做这个手术，他的生命就在一种偶然中等待了，一口黏痰就可能堵住气道，要了他的性命。



那是后半夜4点左右，王全又因为喉咙痛而失眠，那不是第一次了，同往常一样他在走廊里来回走动，我就看着他弯着腰、低着头来来回回地走。



寂静的走廊里，夹克衫的拉链发出“噗哒、噗哒”单调的撞击声。



王全的母亲也醒了，不放心地频频张望。这母子二人中，有一股沉闷而紧张的情绪绷着。我看了一眼披着衣服到护士站来的老太太，跟她说：“煮点吃的吧”。她点点头，一声不吭就去开水房准备点心。



我低头做事，再次抬头时眼角的余光忽然发现王全不见了，医生办公室门很异常地被锁死了，心一阵急促的跳动，即刻拿了医生办公室钥匙，打开了医生办公室的门。



开门的瞬间就看见王全的身影站到了窗户台上，我本能地大喊：“别跳。”



王全没有回头，我看见他的身影纵身一跳，消失在窗外的黑暗中。跑到窗前一看，他倒在地上，浓浊的鲜血从他的身上缓慢地向外蔓延开来。担心、害怕、恐惧，各种心情涌上心头，发不出声音。



呆立片刻之后，我立即联系总值班、值班护士长，科室护士长以及主治医师。王全被送到由急诊室救治，但伤势过重，一点抢救的机会都没有了。



王全的母亲蒙着脸，坐在病区里放声大哭。她没有去看王全，歇斯底里地嚎啕着，声音把整个病区的病人都吓醒了。我甚至不敢走过去安慰她。



值班护士长来安慰患者母亲的时候，王全的母亲一边哭一边说：“都是你们没看好我的儿子，没有及时叫人来救，医生也没有治好我儿子，都是你们的错。”



一瞬间我好委屈，伤心加上委屈，心跳的极快，不仅仅是害怕，恐惧，自责，也是委屈，难过。我觉得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了。即使如此我还强忍着情绪上的不适，继续我夜班的职责。



之后几个月的夜班我都没办法安心的上班，五味杂陈、寝食难安，夜里一闭眼就会出现王全在暗夜中坠落的那个场景。



那个场景，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纠缠着我，萦绕在我的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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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小林在叙述整个事件的时候，不止一次用纸巾印干眼角流出的泪。时间显然没有治愈她内心的这一处旧伤。



“我不止一次地想问，为什么没有安乐死的立法？”小林提问让所有人都心情沉重。王全确实只剩下一段痛苦而短暂的生命了，如果他可以体面的去选择死亡，也许就不必要做得那样惨烈。体面地、合法地、主动选择死亡，这在现实条件下，还是一个奢望。



黄院长说：“我真的很心疼。”是的，医务人员有时候承受了一些本不该承受的情绪和指责。



王全的母亲，在那一刻的绝望和痛苦是常人无法体会的。那个在黑暗中坠落的人，是他半生挚爱的儿子。鲜血淋漓的惨痛和绝望中，她把自身的痛苦转嫁成了对医务人员指责和怪罪。



愿承受了多年自责的小林慢慢度过自身的心理煎熬，也慢慢理解那位母亲内心的惨痛和绝望。以一种“精英”的境界，理解这个复杂而无奈的世界上，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尽力做到最好。



巴林特小组活动结束的时候，我们用特瑞萨修女的一段话送给尚未脱离痛苦的小林：“人们经常是不讲道理、没有逻辑的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不管怎样，你要原谅他们。即使把你最好的东西给了这个世界，也许这些东西永远都不够，不管怎样，把你最好的东西给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