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静脉支架置入到底靠谱吗?  CVIR新研究揭示

深静脉支架置入被认为是“安全的”，主要并发症的发生率低 2-2

附 2：原研究更多细节信息

深静脉支架置入总体上是安全的。上述研究团队的结果表明，严重不良事件非常罕见。

Larkin等报道，在60例接受药物机械溶栓和支架置入术的髂股DVT患者队列中，并发症发生率为7%。在这60例患者中，报告的并发症包括小出血、大出血、急性肾损伤、入路部位并发症和栓塞。该手术没有导致死亡，也没有颅内出血、肢体丧失、心脏事件或长期后遗症的病例。作者未报告支架特异性并发症，包括移位、放置不当、断裂或支架压缩。

Salem等人也在他们的58例无支架断裂、移位或结构畸形的患者中报告了髂股静脉支架置入的安全性。

该研究中主要并发症的发生率为3%。最常见的并发症是支架压碎、支架断裂、支架侵蚀血管壁和大出血。支架破裂的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患者队列中较高的深静脉血栓后综合征(PTS)发生率，即纤维化静脉对支架施加持续的外部压力，导致其直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小。类似的损伤机制可能发生在支架断裂的情况下。

此外，既往使用的径向力较小的支架可能导致了这一并发症。Foegh等人的研究表明，在53个髂静脉支架中，有11%的支架受压、变细、弯曲和轻微断裂。有趣的是，Foegh等人，报道的所有并发症(断裂除外)都是通过双功能超声确定的。

该组中大出血的发生率为0.3%。尽管这一并发症罕见，但对于医师来说，谨慎的做法是使用预尺寸的覆膜支架，以备血管破裂继发大出血的情况下使用。继发于硬膜外出血的截瘫病例似乎是自发性的，在其他地方未见描述。

在1例静脉破裂的病例中，Joyce等假设之前的骨盆手术分离破坏了动脉和静脉周围的保护性外膜鞘。重要的是，去除静脉周围的保护屏障会将典型的局部外渗或破裂转化为不受限制的事件，并可能导致更多的失血。

静脉破裂的应对技术方面是必不可少的。大多数动脉破裂发生在与血管长轴成直角的位置(“横向撕裂”)，而静脉破裂往往发生在纵向。因此，标准的血管内挽救技术可能无法覆盖受损静脉的足够长度，从而达到修复的目的。此外，静脉的不规则形状和顺应性可能使用支架隔绝破裂更困难，因为远端/近端密封更难以获得。

Xiang等强调了血管破裂的另一个潜在原因，即一名有颈部恶性肿瘤手术和全盆腔放疗史的患者在因狭窄性疾病放置支架时发生了髂外静脉破裂。患者接受了覆膜支架治疗。辐射引起静脉改变的假说机制是跨壁纤维化，这可能是球囊血管成形术和支架置入术时血管破裂的原因。

1例34岁女性宫颈癌患者在手术和盆腔放疗后1年出现左下肢水肿。入院后盆腔MRI示无肿瘤复发及外源性压迫迹象，左大腿皮下组织水肿(白色箭头)。

(A)静脉造影显示左侧髂外静脉近端明显狭窄(黑色箭头)，髂总静脉近端轻度狭窄(白色箭头)。(B)扩张后髂外静脉狭窄明显回缩(黑色箭头)。(C)静脉支架扩张(白色箭头)后髂外静脉狭窄处的渗出(黑色箭头)。(D)最终静脉造影显示，覆膜支架(白色箭头)被植入Venovo支架(黑色箭头)内止血。

上述研究的总死亡率为0.2%。如前所述，第一例死亡是由于再次介入治疗闭塞支架时发生的大面积肺栓塞。第二个死亡是由于下腔静脉撕裂后的乳酸酸中毒。最后一例死亡是由一名既往接受过股静脉-下腔静脉旁路术的患者的下腔静脉和肠道之间的瘘引起的严重脓毒症导致。其他作者报道了类似的肠腔静脉瘘发生机制。Steinberg等报道了一名55岁女性因心包内支架移位而死亡。

然而，Joyce等的病例系列和已发表文献中病例的缺乏证明了死亡率是罕见的。

支架移位在这个系列中是罕见的，实际上在文献中也很少报道，尽管这可能是由于报告不足。作者假设他们在支架选择和尺寸方面的丰富经验在这个大型病例系列中除了1例以外的所有病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血栓形成后阻塞的静脉壁通常增厚，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持续的向内压力增加，支架置入后移动的可能性较小。鉴于该研究中近3/4的患者有PTS，他们可能相对免受这一并发症的影响。

1/5的患者在AngioJet药物机械取栓后发生急性肾损伤(AKI)。Kennedy等人曾报道过这种并发症。另外4例患者发生AKI的机制尚不明确，可能与造影剂剂量和水化状态等多种因素有关。

1例患者在静脉成形术中发生球囊破裂。作者怀疑如Selby等描述的那样，球囊在手术时从导管脱落。这是静脉成形术的不常见并发症。患者随后接受了开放取出球囊碎片的手术。

Joyce等建议:

与危及生命的并发症最相关的两个因素是之前对静脉本身或周围外膜的开放手术和之前的放疗。在进行任何血管腔内手术之前，都需要强调这些因素。

Joyce等认为：

髂腔静脉和髂股静脉重建是一种安全的手术方式。并发症罕见，危及生命的并发症更罕见。在这个系列中，它们发生于接受过静脉开放手术和/或放疗的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