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史伯(西周太史)最早提出了“和”与“同”两个不同的范畴，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此处的“和”，是作为与“同”相对立的范畴提出的，它是一个包含了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存在，是一种平衡、协调与统一。而“和”的观念，更是在中药组方配伍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为了达到“和”的秩序，中国传统文化认为，首先，要“各明其位”，各种要素、各种成分、各个局部都要明确各自在统一的整体中所处的位置；其次，要“各得其所”，各种要素、各种成分、各个局部要在统一的整体中构成一定的关系，相成相济，共生共长；再次，要“各尽所能”，各种要素、各种成分、各个局部要在统一的整体中发挥各自的作用，从而使这一整体呈现和谐、稳定和有序的状态。

再看中药之“方剂”，其包含“方”和“剂”两个层次。许慎《说文解字》：“方，併船也。”清·段玉裁注为：“併船者，并两船为一。”《说文解字》：“剂，齐也。”段玉裁注曰：“是剂所以齐物也。”《汉书·艺文志》说得最清楚：“调百药齐和之所宜。”所谓方剂就是按照一定的配伍法则，调和不同的药物在一首方剂中，以达到祛邪疗疾的目的。早期先民治病是由单味药开始，随着对事物认识水平的提高和科技文化的发展，逐渐发展到复杂药物配伍的形式，这种变化是和中华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命题——“和”文化密不可分的。

中医作为先民防治疾病的需要，不仅仅是劳动实践的产物，也受到当时社会文化的影响。从中医传统方剂的单味药逐渐发展到复方，可明显地看到“和”文化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并推动方剂配伍理论的发展与成熟。

最早的本草著作《神农本草经》说：“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宜摄和合。”这里便涉及到方剂配伍的理论，一首方剂中不同的药物组合目的，是为了达到和合，协同作用于人体，从而起到治疗作用。到了东汉·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著成《伤寒杂病论》，其中不仅方药配伍谨严，而且理法方药完备，被后世称为“方书之祖”。方有合群之妙，正是有了“和”文化的关照，古之圣人制方，才“能使药各全其性，也能使药各失其性”。其“操纵之法”除了医家的实践以外，更多则是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演变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