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国家药监局和吉林省食药监局分别对长春长生公司作出多项行政处罚，罚没款共计91亿元。

对涉案的高俊芳等14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作出依法不得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的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1亿罚单落下，没有人敢再说，中国对食品药企企业不敢重罚了。

2008到2018，从三聚氰胺到长春长生疫苗事件，恰恰是一个10年。但这10年并非是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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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聚氰胺到长春长生

这10年，中国的食品药品监管体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两起都直达最高领导人级别的恶性事件亦有诸多不同。

1.事发：从被动曝光，到政府监管部门主动查出

三聚氰胺：2008年3月以来，消费者不断向媒体和三鹿集团反映，婴幼儿食用奶粉后出现尿液变色或尿液中有颗粒现象。6月中旬后，三鹿集团陆续接到婴幼儿患肾结石就医治疗的信息。事发前，已有多家媒体进行过相关报道。

长春长生：2017年11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在抽检中发现长春长生百白破疫苗效价指标不达标。2018年7月15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通报长春长生狂犬病疫苗生产记录造假。

2.公安部门处置：从带走中低端涉事人员，到直接带走企业高层

三聚氰胺：河北省公安部门对19人因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刑事拘留。这19人中有18人是牧场、奶牛养殖小区、奶厅的经营人员，有1人涉嫌非法出售添加剂。

长春长生：长春新区公安分局将主要涉案人员公司董事长高某芳（女）和4名公司高管带至公安机关依法审查。

3.调查结果：从全行业作恶，到单个企业

三聚氰胺：对全国109家婴幼儿奶粉生产企业的491批次婴幼儿奶粉进行检验，包括伊利、蒙牛在内的22家企业69批次检出含量不同的三聚氰胺。

长春长生：国务院调查组介绍，长春长生公司从2014年4月起，在生产狂犬病疫苗过程中严重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和国家药品标准的有关规定，其有的批次混入过期原液、不如实填写日期和批号、部分批次向后标示生产日期。

4.行政、司法处罚：

三聚氰胺：三鹿集团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判罚金4937万元。2009年11月24日，三鹿刑事犯罪案犯张玉军、耿金平被执行死刑。

长春长生：91亿元，中国史上最高的药企处罚。司法尚在审理。

5.赔偿方案出台：从半年到三月

三聚氰胺：历时半年后出台，且赔偿款项支付不清、基金运作情况始终备受质疑。

长春长生：国家药监局等已发布详细赔偿方案，距事件爆发正好三月，不足百天，其处置结果迅速果断，值得称赞，被激起的「民愤」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纾解。这或许和事件本身牵连的是单一企业有关，无论是调查还是处置会相对简单一些。

6.后续索赔程序：

三聚氰胺：至今仍有一些当年的受害者在各地苦苦追索赔偿及打官司，可见十年前的赔偿及救助体系存在诸多问题。其中一名向企业索赔的家长还以敲诈勒索罪被判有期徒刑5年。

长春长生：赔偿程序刚刚开始，希望曾经发生的教训都不再重现，所有受害者能得到应有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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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亿顶格处罚

应该是制度进步的起点

事情的发展有一部分符合我们最初的判断，凡是惊动到了中央领导人，其处罚刑罚必定是最严厉亦是最公开透明的。

但也有一部分不符合推断，比如主动查出问题的药监部门负责人被免职了，比如负责疫苗流通、疫苗接种安全的职能部门和以往疫苗事件一样，几无任何影响。

以往谈起中国药品市场的假劣药横行的行为，学者官员总会提到，因为我们的法规不够严格，做不到向欧美国家对这些药企一罚到底，倾家荡产，所以企业的「违法成本低」、「屡屡再犯」。

如今，这起91亿元的罚单证明了，我们的违法成本即使和美国比也「并不低」。如果留意，我们会看到政府公告中出现了一个词「顶格处罚」，即从重从严。

在行政处罚法体系中，「从重处罚」是指行政机关在法定的处罚方式和处罚幅度内，对行政违法行为人在数种处罚方式中适用较严厉的处罚方式，或者在某一种处罚方式允许的幅度内适用较接近上限或上限的处罚。其中，适用上限的处罚就是「顶格处罚」。

这恰证明，我们的监管部门、最高领导、执法机关真正意识到了「最严厉处罚」的震慑作用，以及处罚者该用什么样的标准衡量每一次违法犯罪事件。

马克思早有言：「资本来到人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有三倍利润，资本家就敢冒上绞刑架的危险」。

我们期盼食品、药品企业能有最大的道德，期盼他们能待我们如家人一般呵护，因为他们生产着每一个人赖以生存的健康福祉。但我们的善良是孱弱无用的。

在制度有力的国家，疫苗出事，政府不慌。药企不作恶，不是因为他们有道德，而是他们不敢作恶，作恶的代价比天大。

很多人在三聚氰胺事件后，指责媒体把事情闹大了，这次事件之后也是同理。但有些事情闹大的好处，你我都在受益。

对于消费者来说，这十年惶惶恐恐终日不敢买国产奶粉，千里迢迢去海外代购，直到海外限购，自己还多花了不少冤枉钱，是该恨是该怒。

但这十年，国内食品安全特别是婴幼儿奶粉的质量和安全，的确是大大地改善了。

虽然大多消费者拒绝相信，但国内乳业的养殖方式、经营销售方式、检测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行业的标准化、科学化和现代化已然向欧美看齐。总有一些仍只能买国产食品的人，他们在受益。

从来都是乱世用重典，但能否由乱到治，则需要系统性的变革。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判了多少人死刑或无期，有多少官员免职，有多少企业关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看到，彻底的制度变革和决心。

这些制度包括，更严格的药品安全立法，更完善的监督及处罚机制，更全面的赔偿救助机制，更有效的预警防范机制，以及更透明更公正的官员问责机制。而这些，都必将是更加漫长和沉默的艰辛之路。

十年前三鹿奶粉事件之后，学者们就呼吁，应该将这类食品药品安全的犯罪行为都列入「危害公共安全罪」加以重罪。如今，疫苗事件的涉事人又将如何定罪？

历史这面现实的镜子，已无数次告诉我们，任何我们社会所付出的代价，其回报都必须要成为制度进步的阶梯。

正如孙志刚案终止了《收容遣送办法》、三聚氰胺事件让食品恶意添加成为食品安全法中绕不过的一条。长春长生事件，能彻底变革我们的疫苗和药品产业吗？

从三聚氰胺到长春长生，恰恰是一个10年，而91亿的顶格处罚，应当成为制度进步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