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科主任委员、北京同仁医院院长韩德民：徐文主任是在东区看完病之后，到西区嗓音室做一些重点病人的会诊，所以她没有任何防备，而且是下午。她出了一天门诊，到下午三四点钟，也很疲惫，那么突然凶手闯出来，而且不择手段。非常残忍，她的头上被砍了六七刀，身上被砍了很多刀，整个左侧胳膊砍了四刀，胳膊完全都搭拉下来了。在整个楼道、还有诊区到处都是血迹。一共出了两千多毫升。我们把她抬到手术台上的时候，她已经没有知觉了。

    徐文遇刺的耳鼻喉科诊区，现在已经清理干净，即便是下午，病人也络绎不绝。 9月15日的那个下午，本来也是这番景象，直到守候在这里的王宝洺，把刀挥向巡诊归来的徐文。

    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科主任委员 北京同仁医院院长 韩德民：

    很多患者吓得就跑了，就说杀人了，喊着杀人就跑。患者跑，我们医务人员就上去拦（王宝洺），根本就拦不住。后来徐文躲到一个房间，门关上了，才没被砍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徐文倒在血泊中、倒在地上接着砍，特别残酷的场景，我们那儿有录像。

    北京市卫生局局长 方来英：同仁医院事发的几个小时之后，大概两个小时之后，我到过现场，很血腥，很残酷。我想任何一个到了现场的人，会受到强烈的撞击。

    徐文，43岁，医学博士，同仁医院咽喉科主任，国内知名的咽喉疾病、嗓音疾病专家。她应该从未想过，自己5年前接诊的一位喉癌患者，会在今天险些终结她的生命。

    犯罪嫌疑人王宝洺的姐姐：我们是奔着你这个医院去的，你是全国知名的医院，我们就是想在你这医院里看病，我们就是要看好，你能给我们看好就看好，看不好你给我们说出所以然来。对不对？

    2006年10月，在北京开办书法学校并以讲课为生的王宝洺，经亲友介绍找到徐文医治自己的喉癌，按照医院方面公布的事情经过，术前患者以职业需要为由，要求医生为自己保留喉部发声功能，因此手术对癌组织的切除并不彻底。此后患者也未遵医嘱继续治疗。一年后，王宝洺病情恶化，到北京肿瘤医院做了全喉切除术，虽然保住性命，却失去了他认为至关重要的说话能力。

    王宝洺姐姐：一谈起他的病他就暴躁，他就发怒，他就吓得我们不敢跟他说这些事，赶紧转移话题。

    从2008年起，王宝洺试图通过法院起诉，向同仁医院索赔1700万元，由于种种原因案件至今未开庭。2009年4月，王宝洺发表了几篇措辞激烈的博文，提到徐文对他的治疗是“故意杀人”，“血债要用血来偿”。2011年9月15日，他用一把菜刀砍向了曾经救治他的女医生徐文。

    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科主任委员 北京同仁医院院长 韩德民：

    徐文醒来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我的手还能不能动，还能不能做手术，说着她就哭了，一看动不了，自己动不了。

    9月18日，事发三天后，卫生部要求北京市卫生局，“组织专家全力救治受伤女医生，密切配合有关部门严惩凶手，同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严防此类事件再次发生。”而实际上，能够采取的安保措施是非常有限的。医院不可能不开门，也不可能找武警设几道岗，只要大门打开，医生们要面对的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素昧平生的病人们。

    北京市卫生局局长 方来英：我们也不可能说出现了这么一起非常不幸的事件以后，我们的医生就不上班，这是我们的职业所在，是我们的基本职业准则，所以我非常感谢我们的医生，我不管作为卫生行政部门，我还是作为一个普通人，都感谢他们。当你身边的一个同事这样很残酷地被伤害的时候，那你没有别的办法，你一定要继续接待病人，因为这是你的职业，这是医生的崇高之处。

    徐文事件，是北京医疗史上性质最严重的伤害医生案，事发第二天，同仁医院的医生们在为她祈福的仪式上，喊出了“改善行医环境！还我尊严！”的口号。

    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科主任委员 北京同仁医院院长 韩德民：

    医疗过程中总会留下遗憾。如果因为这种遗憾和不满意，就用这种凶残的行凶犯罪的方法对待，那我们这个医疗行业还能平静吗？如果有名的医生和这个医生的行业，都受到这种威胁，那么谁来看病呢？如果大家都不看病，都离开了这个行业，那么广大病人的健康，他们的疾苦由谁来负责呢？

    白岩松:

    经过九个小时的手术，徐大夫的生命保住了，又过了一阵，麻药劲过去，她开始恢复意识。谁也没想到，恢复意识的她，最初的行为是流下了两行泪，没人知道这泪是因为伤口疼，还是心里疼。或许这泪水也是她的疑惑，自己救治过的人怎么会恩将仇报？很可惜，在目前的社会上，似乎已经长期习惯了一种定式，就是把医疗机构当成强势，患者当成弱势。可是，一个手拿凶器的男人与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大夫，谁是强势，谁是弱势呢？

    同仁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徐文被患者砍伤的血案，再次让我们关注到医生的生存状况。据中华医院管理学会调查统计，自2002年9月1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以来，中国医疗纠纷的发生率平均每年上升了22.9%。全国今年已发生9起医生被打事件。曾经的白衣天使被人艳羡的职业，如今却变成付出太多、所得太少、压力太大、名声太差的矛盾人群。

    最近一段时间，除了同仁医院的徐文医生被砍事件之外，医生被患者砍杀的暴力事件接连发生。7月25日，陕西安康市骨科医院一主治医生被砍27刀。8月16日下午，东莞亦发生医生被杀致一死一重伤的惨案。

    医患之间如此现状，让一位医生的博客里发出了这是这是病人吗？这是医生吗？的疑问。本来，医患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他们的共同敌人是疾病。现在，本来的战友倒成了一对不共戴天的仇敌。许多病人到了医院，胆战心惊。怕被“宰”，怕被“糊弄”。许多医生，在看病时，想的不是如何诊断处理，而是忙于完成一些程序性的工作，目的在应付上面的检查，留下保护自己的证据。

    医生是治病救人的，然而，我们发现，现在这场关于信任的纠纷中，医生也成了“病人”，而病人是无法自救的。前不久，一条名为“婴儿便秘开塞露8毛钱能治， 医院要价10万”的视频在网上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报道说：“一个刚出生两天的婴儿，因为便秘来到深圳市儿童医院，被医院照了十几次X光，做了100多项检查，甚至要花十多万元来做手术。婴儿的家人不得已抱着孩子到广州看病，结果，只花了8毛钱就看好了。”

    “深圳10万手术费 来到广州花8毛”、“十万元为什么败给了8毛钱”等醒目标题立刻成了占据了很多媒体的版面。就在大家对深圳市儿童医院医院水平，医生道德进行口诛笔伐时，事情却发生了逆转。这个被宣称已经治愈的婴儿因为腹胀再次住院。原来这个婴儿的病并不是便秘这么简单，极有可能是患有“先天巨结肠” 如果腹胀厉害的话有穿孔的可能。深圳市儿童的建议是尽快手术，而广州市妇女儿童中心用开塞露也只是先缓解病情，再进一步检查。

    而之前患儿家长所说的高达十万的手术费用，深圳儿童医院也证实完全是误传，最多也就二万元左右。对事件一直很关注的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在自己的博客里一连发表了《如何将10万比8的真相告诉大家》等三篇博文，他认为“8毛事件”如同“缝肛门”事件，均有夸大报道和扭曲、歪曲报道，同样是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

    被称为“八毛门”事件的另一个主角，深圳市儿童医院外二科主任李苏伊最近一直处于风口浪尖。这位做了二十多年临床经验的医生本周五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也对媒体没核实清楚就报道感到非常气愤。
同期：深圳市儿童医院外二科主任　李苏伊 ：实际上我们这个对于这种患者的不信任我们都已经习惯了，但是我们对于媒体的这种做法是很气愤的  影响太坏

    李苏伊医生说，自从“八毛门”之后对手术的恐慌正在医院里悄悄蔓延。最近发生了好几起患者家长拒绝手术的事情。

    让李苏伊同样担心的还有那位“八毛门”的小婴儿，据媒体报道，婴儿家长坚持自己在家灌肠缓解症状。一直研究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认为，现在医患关系相互不信任的现状，是社会大众长期对医疗服务体系，对医生，对医院不信任的结果。

    白岩松: 在徐文大夫事件发生之后，出差在巴西的中国著名神经外科医生林峰教授，大半夜给我发了一条长长的短信，针对徐文事件表达了他的愤怒、不解和伤感。我深深地理解一个医生此时此刻的所有的心情。但是，在徐文事件发生之后，同情凶手的声音跟文字，好像也不少。而且在这样的一些文字里头，好像就把这样一个刑事案件，似乎有点定性给变成一个医疗纠纷。但是表面上这些文字是在深度的思考。可是其实，也有缺乏人性的一种嫌疑，更是没有法律的意识，在语言上也充当了暴君的角色。解决医患关系不能用恨和暴力，医生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保护神。

      一种悲观、消极的情绪在蔓延。大家普遍感到愤怒，却更加感觉悲凉、悲哀。这件事对大家的震动太大了。

    在同仁血案发生的第二天深夜，著名神经外科医生凌峰以声明的形式谴责凶手、声援徐文，这也是第一位公开发表正式声明的医学权威，在声明的最后她说“医生是神圣的职业，不允许任何人用任何手段 来亵渎和伤害 这些为病人的生命和健康付出自己一生的人。”

    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科主任委员 同仁院长韩德民：再好的医疗技术，再好的医疗环境，如果没有这样一些软环境，医疗行为很难体现它的水平，病人的权益也实实在在难以得到保证，这是我目前的忧虑。我不仅要作为管理者，我还是一个每天要看病的，要操刀的外科大夫，耳鼻喉科大夫。我和大家一样，同样面临这个压力。

    在徐文医生被砍成重伤一周后，同仁又发生了一起患者动粗事件。一位患有白血病的中年男子，因为自己的主治医生外出开会不能接诊，与其他医护人员发生争执，咬了护士、踢了医生，并语言威胁。这样的事以前司空见惯，但此时发生，加重了医护人员的不安全感。

    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科主任委员 同仁院长韩德民：现在需要心理疏导，我说大一点，600万医护人员都需要心理疏导。这个行业心态不稳定，这是一个大问题。

    今年暑假，公安部门在同仁医院的门口增设了一个治安岗亭，配备了一位24小时值班民警，但是这样的警力，很难实现院内巡逻。对于每天敞开大门、接诊近万人次的同仁来说，如果没有医患之间的信任与尊重，这张由民警和保安支起的安全网将十分脆弱。

    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科主任委员 同仁院长韩德民：整个的医疗环境，大环境，因为各种原因确实不是很稳定，而且这种医疗方面的摩擦也很多。摩擦是通过社会进步来解决，要通过第三方来解决，也不能把这种积怨积到一定程度，非要用屠刀砍向医务人员，这个是不能接受的。

    “医患之伤”要在医患之外寻找解决途径，但现实的三年中，王宝洺从朝阳区法院到东城区法院，从东城区医学会到司法鉴定中心，从医疗事故鉴定到医疗过错鉴定，因为受制于病例的分歧，司法程序始终停留在原点上，最终王宝洺选择杀回了医院。

    王宝洺妻子：我们经常打电话问，什么时候开庭，怎么还不开庭。三年没结果，他觉得特别无望，不知道去找谁，因为老没有结果，没有人保护。

    北京市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 刘方副主任：我们和基层法院沟通的过程中，他们在清理，要求他们清理他们的积案。最后他们几百件积案里面，百分之七八十是医疗纠纷的案子，他们处理不下去。这么高的比例。他来找我们。

    处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关键在于医学鉴定，但是目前二元化的鉴定体制常常导致久拖不决。由临床专家出具的“医疗事故鉴定”，独立性受怀疑；由法医出具的“医疗过错鉴定”，权威性又不足。刘方透露，北京正在研讨如何在医疗过错鉴定中引入临床专家，以求得医学鉴定的权威与效率。

    今年5月30日，由北京市司法局、卫生局等六部门联合成立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揭牌。患者索赔额超过一万元的医疗纠纷，除了走司法程序，还可以通过调解委员会免费调解，这也是学界呼吁多年的第三方独立机构。

    北京市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 刘方副主任：我是设想，能够经过十年的努力，把我们医患纠纷，引到一个规范的处理的这样一个流程，那么有了纠纷到我们这儿第三方来，我们让双方能够态度很平和的，来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我们说医院有什么样的责任，你就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如果没有责任，患者对你有误解的，要双方来和解这个矛盾。

    两个半月来，调解委员会正式受理纠纷465件，最终医患和解的有186件。如果把调解与司法比作事后的“消炎药”，那么医改到位更像是事前的“预防针”，只有医患双方都满意，才能缓和日益绷紧的医患关系。而“改善医患关系”，也在去年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科主任委员 同仁院长韩德民：我们希望一天天真正好起来，而不是一天天恶化下去。

    白岩松: 在徐文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我有机会跟一些医生进行交流。我记得我说过这样的一段话：医学是科学，既然是科学，那就得要用科学的态度去对待，目前的世界上还不是所有的病都可以能够治好。因此很多的病，医生在面对它的时候，需要冒一点点的风险，承担相当大的压力，但是正是冒一种风险，有勇气，然后为患者换来更大的健康和生命的机会。可是在目前的医患关系的这样的一种巨大的压力之下，很多的医生是但求无过不求有功。时间长了，他一点险都不敢冒，可是最终倒霉的不还是我们患者自己吗？难道我们就不能用科学的精神，去理解一下医学这个行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