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来，我每日每夜接受患友和来访者的免费咨询，以为自己在帮助患者，而实际上，这个看似“利他”的行为，却深深伤害着社会。

我们撇开网络咨询的种种局限性不谈，作为半个经济学专业出身的我，先来这个看似“利他”的行为是否为社会制造了本应有价值？

在我接受免费咨询的几年里，工作量一路飙升，直到2016年1月，除电话和会面，平均每天还要接到23条文字咨询。每天。我要花费超过两小时回答这些问题，正在进行的工作，娱乐，休息，学习常被打断。

一周前，我将咨询起价定在30元（心理咨询80元）。一周以来，咨询数锐减为每天3个。问题来了，原本每天该有23个问题，那么其他的20个问题去哪了？

让我们阐述一个简单的经济学原理：来访者愿意为某次咨询支付的价格，叫做“支付意愿”。也就是说，以往我每日接到23个问题里，只有3个问题的支付意愿在30元或以上。

惊人的真相是，还有20个问题，在来访者看来，还不值30元人民币。这是什么概念呢？在这每天的20个人看来：“这问题没啥要紧的，我宁可拿这30块钱买一个肯德基麦辣鸡腿堡套餐，我宁可请室友去街边理发店洗剪吹，我宁可去买几注彩票，问这货的问题跟这些比起来都没那么重要”。于是我骤然发现，我花费了巨大的时间经历解决的问题，不过是别人“随口问一句”的而已。

再往后分析，为什么来访者会追着我问这些“没那么重要的问题呢”？答案很简单：“因为你免费啊，因为咱俩关系好啊”。是的，就像医疗改革后花费全由政府买单的英国，在一夜之间就诊人数翻了好几倍。难道是人们更容易生病了？不是的，人们面临激励作出反应，价格消失极大促进了需求，虽然其中有许多是无效的需求。

于是，有不少人愿意打断我的生活，愿意消耗我的时间精力，去解决他们的，或他们三姑六婆的“没那么重要的问题”。而更残酷的一个现实是：尽管这些问题甚至不值30元，但他们也愿意因此消费我们之间的感情。在他心中，我的劳动，我们的感情，还不值这根本不到30元的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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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寒地发现：我每天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去解决这些认为我的劳动不重要、认为我们的感情不重要的人，提出的，在他们自己看来也不重要的问题。

30元的定价，意味着我觉得自己值这个价，意味着这被压榨走的10分钟，每天里的200分钟、3个多小时“本能为社会创造出的其他价值”，在经济学上叫做“机会成本”：或许我本能去安抚一个因失去孩子而悲痛万分的母亲；或许我本能帮助一个博士翻译论文让他顺利毕业；或许我本能去敬老院做三小时义诊；或许我本能学习更多更先进的理念运用到每天的工作中让患者受益；或许我本能更多地跟家人散步聊天，让我们都感觉到温暖幸福。

是的，每天的三小时，我本能为这个世界贡献太多，而我却把他们花费在解决这些无关痛痒的问题上，更可恶的是，其实是我的“免费”制造出了这些问题，是我的免费激励了无效的需求。我害大家多了这么多“本没有的问题”，我作茧自缚，挖了坑自己跳。我才发现几年来我每天耗竭自己，消耗了为社会创造更大价值的可能。

当然，我说的是那每天消失的20个人。我想愿意看到文章此处的你，一定不是那“每天20个”。那么下次提问时，亲，可不可以就问那些配得上30元（80元）咨询费的问题呢？

所以，一切免费咨询到此为止。网络咨询有许多的局限性，也存在法律政策风险。我鼓励所有来访者到医院就诊，到咨询室面谈，如果你实在不想动身，也欢迎你在线咨询我，但请在找我咨询前，仔细阅读责权声明，明确咨询的方式，也明确咨询能提供给你的，和无法提供给你的东西好吗？也请你自觉支付好吗？当然，如果你经济困难，请你大胆告诉我，我会为你免单。

我当过病人，也当过病人家属。我十分清楚每次就诊对患者来说都是痛苦且曲折的。也尤为理解每一个病患和家属的急切、焦虑。但我还是不得不说：请不要让我做任何形式的导诊，插队，加号，也不要让我安排医生安排住院和手术，我真的做不到。

原因很简单：中国的医院充满了绝望和哭声，充满过多的需求和过少的硬件，充满了医护人员的满载和超负荷。尽管如此，我和同事们多年沉淀出了来之不易的革命友谊，师生情谊。但这些情感纽带也很脆弱，经不起你们难以被满足的要求，和时常不能信守的承诺。感谢你们能理解我。

我妈打趣说：“你为了30块钱写那么多东西，你是没钱花了吗？别人还以为我们虐待你呢，快删了别丢人啦！”?我说不对，我为的是所有医护人员的劳动都获得尊重；为的是不论何种职业的知识技能价值都得到肯定；为的是每一个人善意的行为，都能真真正正为社会创造正面价值，且不是远低于它本能创造的“机会成本”。我为过去几年来每天消失的三小时，向我的家人朋友致歉，因为那本应是陪伴他们的三小时。也向世界致歉，因为那本应是为世界创造更多的三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