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生老病死，而作为妇产科医生似乎对此更是熟谙于心了。以喜悦的心情宣布新生命的来临，而麻木的对即将逝去的无法挽回的生命进行无谓的抢救，特别是对于疾病晚期无回天之力时，尽一份医生的义务好像就是心外按压，气管插管，静脉给药，当所有的可以给的治疗都用上时，患者就像一个模型躺在病床上，各种管子四通八达，各处的胶条横七竖八，再姣好的面容，再唯妙的身材都化为乌有。这就是所有在医院中死亡的场景。一群尽职尽责的医生围在病人跟前，而一群至亲们蜷缩在远处不知所措，难道这种习以为常的场景就是临终患者和亲属所需要的吗？      北京协和医院妇科陈蔚琳

  “生要痛并快乐，死要安静祥和”前不久一次科普大赛的内容抓住我的眼球，也深深的植入我的心。其实对于医生和医学无法治愈的疾病来说，医生的最好的作用是安慰，是鼓励，是扶持，帮助患者减少病痛，帮助患者完成心愿，帮助家属了解他们该做的和可以做的事情。而并不是进行毫无意义的治疗，用极大极痛苦的经历来换取质量并不太好的几分钟，几个小时，甚至于几天的时间。虽说有了这份知识，但因为自己接触的肿瘤病人较少，所以并没有机会实践这份知识。而前些日子的夜班真的有机会做这件事情，而我也鼓起勇气做了，结果令我久久不能忘怀。

晚上接班的时候得知病房有个卵巢癌终末期的老病人，全身多处转移无法切除，就因为误吸导致呼吸困难就做过气管插管进了ICU，然后发生了严重的感染，抢救回来后人意识不清，因为昏迷长期卧床，即便在精心的护理下也生了褥疮，经常出现一口痰出不了就要大抢救的地步。听到这里大家都感叹道：真是生不如死啊！交班的大夫补充了一句：“家属经过这一趟趟的抢救终于有所松动，今天签了放弃有创治疗的字了，像什么心外按压，气管插管统统都免了。”这意味着许多增加副损伤的操作被免除了，但为了达到抢救的目的，抽血，静脉给药，面罩给氧，甚至是同步呼吸机都可以使用，可是这对于一个疾病终末期的患者来说已经是无回天之力的作为，不过对于值班医生来说，强过更加不人性化的有创抢救。交班结束后，大家祷告着别在自己班上折腾，就匆匆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去了。

怕什么来什么，晚上10点多，病房告急：患者的一口痰弄得血氧像自由落体一样下降，跟着血压心率都下来了。当时正在急诊会诊一个阴道异物的小姑娘，所以嘱咐二线先去组织抢救，请内科协助。等我半小时后来到病房的时候，只见病房中灯火通明，心电监护仪不停的大叫报着警，两个护士固定着面罩，一个住院医生在不停捏着吹起的皮球，一个护士跑前跑后的配药给药并间断地记录着各种数据，内科三线在一旁指导着，因为需要不停的正压吹气才能维持呼吸，所以建议需要一台呼吸机，否则医生和护士就需要整晚的捏皮球，瘦小的男住院医崩溃的说：“我去借，实在是捏不动了。”这一套的抢救过程是多么的熟悉，几乎每天每夜都会在医院的某个角落中发生。而谁都没有注意到在病房某个角落里蜷局的3个家属，他们麻木的看着医生重复着一次次的抢救，无奈甚或是无知，他们想去尽一份力，却又在权威的医生面前蜷缩。我走到患者跟前，因为面罩的关系已经无法看到她的面容，但无论是血压高或低，血氧上或下，她都没有任何反应，仿佛她的身体和灵魂已经分了家。我习惯性的把手放到她胸前，本想摸摸心率，不料却摸到肺部汹涌澎湃的痰涌，每一次吹气都能感觉到满肺罐的痰被吹起，然后落下。患者已经完全没有了自主呼吸的能力，微薄的氧气通过医生的皮球，穿过重重的痰海，进入她的肺部，但是这样的过程她是多么的痛苦啊。在也没有心情去摸什么心率了，真的需要去做些什么了。

这时，患者的老伴和另一个儿子也来到了病房，估计他们也是久经沙场，因为抢救的关系多次被从家里或是什么地方提溜到病房的，来后他们也同样蜷局在那个角落，只是说了一句：“又不行了。”就再也无语。

不知是哪跟神经搭上了，我轻轻的走到患者小儿子的面前，对他说：“你妈妈目前的情况非常不好，所有的治疗对于她来说除了增加痛苦之外，并不能延长太多的时间，我刚刚摸了她的肺，里面都是无法咳出的痰，每一次吹气都会让她经历一次痰和气的战斗。现在她所有的至亲都在身边了，你们要不要和她告个别。”小儿子狐疑的看了看我这个值班医生，旁边二线介绍我就是今晚最高级的三线了，他终于点点头，走到床旁，轻声地说了一声：“妈妈，我们来了。”然后就哽噎得说不下去了。我把患者的手交到他的手中，又让大儿子和老伴也拉着患者的另一只手。就在此时家的温馨感觉回来了，他们在床边鼓励着患者，向老人承诺着未来的生活。我继续征求着家属的意见“我们把时间给你们好不好，把面罩去掉，让她能看到你们。”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去掉了面罩的老人竟然动了动脑袋，家属把枕头给她垫在脑后，把床头抬起。临终的老人似乎在用力想抬起手，似乎要抬头说话。但她真的没有气力再作任何的动作了，能感觉到的是她面容中纠结在逐渐褪去。也许她就会这样没有遗憾的离去。

突然心电监护的警报再次想起，心率，血压，血氧都陆续下降，生命即将离我们远去，患者的老伴和儿子嘟囔着“要不要再给她点药，给她点氧气”。他们转而看着我，我知道此时只有我才能给家属已最大的支撑，他们明知死亡即将到来，却又害怕死亡的到来，我说“你们做得很好，我看到她现在非常舒服，比我们之前给了所有药都舒服，就让她更舒服一点吧，安安静静的离开吧。”短短的几分钟，家属似乎把所有的话都说完了，眼睁睁的看着监护仪上熟悉的数据无疑是一种煎熬。我让护士撤掉所有的监护，关闭了晃眼的灯光，留了一盏昏暗的廊灯。然后请一位女家属，用热毛巾给患者擦洗了脸，手和脚。所有的家人都忙碌起来，为了最后一程的温暖而忙碌，没有了监护仪的鸣叫声，也没有医护人员焦急的喊叫，只听到喃喃的细语和天堂中依稀可闻的钟声。

急诊室的电话又响起了，我拍了拍在床头拉着患者手不肯松开的小儿子的肩膀，轻声地说了句“谢谢你，你们的决定让你妈妈有了一个有尊严的离开，她会感谢你的。我们医护人员都从病房撤出去，把最后的时间留给你们，我们就在病房外，随时可以叫我们。”他抬起头，对我点点头，但我能感到此时此刻他平静的面容下波涛汹涌的心绪。

当我走出病房时，手里捏了一把冷汗，而心中却是从未有过的释然。显然，我的冒进决定并没有错。虽然我只是一位值班医生，虽然我似乎越位管理了一个不是“我”的患者，似乎完成了一件似乎不是医生而是牧师需要做的事情，其实这就是舒缓医学的理念。告诉大家如何面对死亡，甚至是如何与死亡过招。作为医生，“希波克拉底誓言”让我们全力以赴去面对病痛，但更应该将医生的作用是“有时是治愈，多数是缓解，常常是安慰”铭记在心，应该将温暖给与每一位患者，特别是即将离去的无法医治的患者。无论是从医护人员的角度，还是从患者家属的角度，选择一个有温度的生命结束都是一件伟大而艰巨的事情，但为了患者的尊严真的需要做这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