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三代人用理中汤的故事
中医书友会  
“理中汤”出自《伤寒论》，后人有加桂、附者称“桂附理中汤”。笔者未业医时，常闻先父言及“理中汤”有扶危救世之功。解放前，故里之邻村暴发霍乱，朝发夕死者不计其数，先祖父及当时几位中医亲临疫村救治。时当炎暑之际，所见之症皆是吐、利、不渴。与《伤寒论·霍乱篇》所载相似。遂急投大剂“理中汤”加附子、肉桂，候药汤冷后，频频与服，及早服药者均能得救，后遂取炭炉数十个及药壶于其村祠堂前，请同村未病者帮助煎药。汤药煎成后，急命用蒲扇将药扇凉，取热药冷服之意
另一则是笔者的三姐3岁时，于夏暑之际患泄泻。先是用中、西药杂投半月未效。渐见泻泄频频，腹满肢冷，终日昏昏欲睡，睡时露睛，手足蠕动，慢脾风之危症渐现。时祖父已逝世。先父急欲投“桂附理中汤”。当时有一医在侧谓夏暑之际，姜、桂、附热若燔炭，且患儿已虚风内动，投附桂理中恐非所宜。先父深思再三，毅然投大剂“桂附理中汤”频频与服，3剂后泻止阳回，四肢转温，蠕动渐止，危象顿除。继以“六君子汤”加干姜调理数剂而定
1992年，笔者曾治一老年女患者，年七十余。先患外感，但不发热，卧床不起，终日昏昏欲睡，呼之能应，过后又沉睡过去，二便尚调。易数医未识其证。后延笔者诊之，除上述之症外，尚见频吐清稀口水，且舌淡胖无苔，四末欠温，脉沉细。因思《伤寒论》三百九十六条有“大病瘥后，喜唾，久不了了。胸上有寒，当与丸药温之，宜理中丸”之明训，遂投“理中汤”加附子，去党参易生晒参。投3剂后神色稍转佳，效不更方，先后守方30余剂始康复如初
理中者，理中焦也。现代医学所谓“乙肝”患者，常因长期过服苦寒清热之剂，致中阳受损，脾失健运，而转氨酶不能降至正常者，投“理中汤”温运中阳，提高自身免疫力，常可获意想不到之效。一女患者60岁，患乙肝年余。服中、西药近1年，转氨酶始终不能降至正常，且增腹满肠鸣，大便溏泄，食入欲吐之候。患者自谓是肝硬化腹水，死期将至，求治于笔者。余仍投“理中汤”近百剂，始得腹胀消，大便成形，食欲转佳，转氨酶亦随之降至正常（其间未服用其它药物）且未见咽干、口燥等化热之象。至今已十余年仍健在
笔者业医20载，见“理中汤证”而用“理中汤”者难以计数，多能得心应手。但有1例至今终身难忘，真可谓用到老学到老矣。此患者为女性，年40余岁。以腹痛、泻泄、呕吐等症状在某市级医院门诊治疗。曾用黄连素、环丙沙星、654-2及静滴对症治疗未效（因对喹诺酮类药物副作用敏感），恶心呕吐加剧，来求以中药治疗。见“理中汤证”悉具，自信投理中汤3剂必愈。遂投原方加附子，用量各10g，日1剂。投3剂后呕吐稍减，但腹痛、泻泄分毫无减。其夫见其痛、泻不止，恐生他变，又转至某大医院治疗。大便化验未见细菌生长。经输液及口服抗炎止泻等对症治疗5天，腹痛、腹泻仍未治愈，且恶心呕吐又增剧
患者出院再求用中药治疗。笔者见其腹痛仍在脐周，腹诊时腹中悸动，应手有力，腹肌平软，无腹胀满之症，四肢欠温，日泻下五六次，质稀溏，无里急后重，脐周终日疼痛无休止，喜温喜按，四末欠温，舌淡红，苔白滑，证属太阴无疑。但“理中汤证”之脉皆沉细或沉迟乏力，而此病人脉却见弦紧有力。似有脉证不相符之虑。又思脉弦紧者主痛，应指有力者主邪气盛
前投“理中汤”痛、泻虽未止，但呕吐减轻，亦似有对症之征，是否药轻病重。近人对《伤寒论》中方剂剂量之考证，尤其上海柯雪帆教授及厦门罗志平老师对经方用量之考证结论最具价值：《伤寒论》中每用一两应等于现代15.625g，而原文中理中汤四味各用三两，应等于46.875g，且原文并指出：“益至三至四丸，然不及汤。汤法，以四物依两数，用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渣，温服一升，日三服”。于是用理中汤四味各45g加附子、肉桂各30g，番石榴10粒（即番石榴未长大而干死于枝上者，闽南农村人常以止泻）。再用伏龙肝100g，水六大碗，先将伏龙肝煎开后澄清去渣。先煎附子半小时，在入其他药煎至二碗半，于1天内分3次温服
投上方1剂，次日呕吐止，腹痛、腹泻均大减，且未见任何副作用，精神转佳。次日依法再进1剂，而诸症均除。继以六君子汤调理半月而康复如初。先父在世时言及先祖父救治霍乱亦用大剂量的“桂附理中汤”，但未言及具体剂量大到多少，而且又是频频给服，一日量应是多少。据说当时均有写成医案，可惜于文革期间连同大量书籍被烧毁，现已无从考证。治我家三姐之慢脾症是用成人份量分数次频服，不用第二遍药渣。中医不传之秘在于剂量。在未遇此例之前笔者用量亦是按现代教科书所定之一两等于3g“理中汤”的参、术、姜、草均用10g，用于轻症、慢症固可收功，遇此类急重之症则明显用量不足而收效甚微。而《伤寒论》中所有方剂亦因证治不同，服法亦相应而异，如有日三夜一服，有日三服，有日二服，有顿服。纵观近代人用中药者，大多千篇一律，一日一剂，即头煎一次，二煎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