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到两汉时期的中医学发展特点

一门知识一旦被赋予宗教神学身份，设置研究传承上的苛刻禁制，不仅会严重阻碍其学术本身的不断完善发展，还会严重限制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应用。这样的结局既违背了人类文化创造的根本目的，更不利于人类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世间事物，无一不在对立矛盾属性的相互转化过程中发展演变。那些不合人类文明进步发展规律的文化传承研究模式，最终会被时代潮流所淘汰，淹没在历史尘埃当中。代之而起的，一定是顺应人类文明健康发展潮流的传承研究模式。

三皇已降，套在诸如道、气、阴阳、五行、六气等唯物论宇宙哲学观上的神灵枷锁，因违背文化存续发展规律，必然会在一个适当的时机被打破拆除，使其得以彻底解放，从而真实完全地展示出其本然的文化属性特征，发挥其应有的自然人文社会学价值。

历史将这个时间定格在三代晚期，也就是东周后期。为什么是三代晚期，而不是更早或更晚的其他时间？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回过头来，从三皇以降的人类社会历史演变过程简单说起。

三皇到五帝时代，详细的权力更替过程已不可考。按传说文献，从女娲氏到伏羲氏时代的过渡，实际上是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变，这个过程，更可能是一种缓慢的、自然的、渐进的、和平的演变，而非急剧的、暴力性质的。此后，从伏羲氏到神农氏，从神农氏到轩辕氏，以及其后五帝之间的权力更迭，每一次过程耗时基本上都不太长，而且整个氏族内部很少出现分裂动乱。

这样的权力更迭，有点象现代民主国家领导人的任期制更替，其震动主要发生在上层统治阶级，而且时间短暂。社会管理上并没有造成长时期的权利真空，社会秩序没有发生混乱，更不会有整个社会政 治经济文化等的动荡。所以国家的体制结构性质没有发生根本的变革，固有的文化制度及文化习俗得以延续。

五帝后期，禹打破此前的禅让惯例，将帝位传给儿子启。启建立夏朝后，中国历史堂而皇之进入家族血亲递代相传的国家统治模式时期。

不过，无论是启开创夏朝，还是其后三代之间的权力更替，其时间过程同样短暂，整个社会制度及社会秩序，也始终基本保持稳定。文化知识的学xi研究传承，仍然牢牢控制在统治阶级手里，特别是那些披着神灵外衣的天学知识，因为肩负“奉天承运”的政 治使命，所以其传承禁锢程度丝毫不比前代弱，甚至更加严厉，这也是家族血亲世袭制国家治理模式的客观内在要求。

三代晚期，随着冶金技术的极大提高，传统的石器工具逐渐走向没落，形成以铁制工具为代表的农耕技术革命，社会生产力水平因此得以显著提高。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生产力水平的巨大革新与发展，使得上层政 治建筑结构的重新调整适应变得日渐迫切。西周末年，周王室腐败无能的统治，引起的尖锐社会矛盾，则是促成这一变革发生的现实导火索。

在此背景下，此前一直图谋不轨的各路封建诸侯乘机招兵买马，扩充政 治军事实力，一方面不断挑战削弱周王室权威，另一方面不断相互侵凌蚕食。结果使数千年来一直处在大一统的华夏大地，逐渐陷入史无前例的长时期无序社会状态，历史脚步从此踏进五百年混乱不堪的春秋战国时代。

影响到文化领域，首先是传统的文化研习传承模式逐渐被破坏。使得一直以来，深锁在皇城贵族高墙大院中，笼罩在神学光环下的文化知识，开始走下帝王将相家族祭坛，褪去玄虚外衣，流落世俗社会，成为庶民大众的精神大餐，形成历史上所谓的“知识下移”浪潮。

与此同时，伴随诸侯列强之间的相互侵扰，不同地域、不同理念、不同思维方式的文化知识，形成前所未有的碰撞交融，为各种知识体系的成熟完善及其创新提高提供丰沛多元的营养元素。

此外，春秋战国五百余年的社会动荡所造成的长时期思想管控真空，客观上又形成了充裕自由的文化创造时空环境。

因缘于如此多的良好文化繁荣条件，各种新的知识思潮风起云涌。

道、气、阴阳、五行、六气等学说，这些曾经顶着神道光环数千年，一直扎根在皇家贵族大院中的唯物论宇宙哲学观知识，在春秋战国这样一波长时期剧烈动荡变革的历史风浪中，洗净铅华，褪净神化，降落凡尘，开始在自然科学及人文社会学领域，发挥其应有的实践指导价值。

表现在人文社会学中，就是以道、气、阴阳、五行、六气等学说为宇宙哲学观基础的先秦诸子文化。

表现在生命科学中，正是秦汉前后以《难经》《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为代表的思辨性唯物论中医学理论实践知识的第一次集大成。具体体现在：

生命哲学上，彻底确立了基于天人合一观思想逻辑的道、气、阴阳、五行、六气等理论灵魂。

生命属性认知上，形成了以势象归纳比类为基础的观念分类方法。

知识构建上，遵从从实践思辨理论，以理论指导实践为基本路径的互动汇通模式。

理论上，创造了精气学说、外邪学说、生命阴阳学说、命门三焦学说、脏腑学说、气血津液学说、经络学说等一系列生命存续观。

实践上，系统整理了药物、针灸、推拿按摩、气功导引等诸多养生治病手段，并赋予各自形而上的生命学理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