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三皇到三代时期

考古学研究显示，早在二十万年前，早期智人已经生活在地球上。现代人的先祖晚期智人，最迟也在四五万年以前就生活在亚非一带。所以现代人类文明的创造历史，少说也有四五万年。

已有史料显示，在经历漫长的原始唯物观文化，及后来的神灵创始观文化之后，在距今二万到一万年时期，中华民族的思辨性唯物论宇宙哲学观已经初具规模和影响。到三皇时期，在与传统神创世界观的斗争中，思辨性唯物论宇宙哲学观开始逐渐占据上风。这一点，从七千年左右形成的伏羲易学中就能够充分体现出来。

女娲氏、伏羲氏、神农氏三个氏族时代，后世通常称之为三皇时期。三皇时期为中华文明史的传说时代，也是中华文明的奠基时代。

女娲氏时代当属于母系氏族后期，距今约一万年左右；女娲氏之后的伏羲氏时代，开始步入父系氏族社会，距今约七千年左右；伏羲氏之后，是神农氏时代，距今约六千年左右。

三皇之后，中国历史进入黄帝、颛顼、喾、尧、舜五帝时代，距今约五千年左右。五帝之后即是夏商周三代，中华文明逐渐步入我们今人所谓的信史时期。

伏羲易学是伏羲氏时代创立的，基于天人合一思想精神的，以道、气、阴阳、五行、六气等宇宙哲学观为理论灵魂的，用来推演宇宙天地、自然四时、以及社会人事变化规律的文化知识体系。

伏羲易学文化精髓凝练在以乾、巽、坎、艮、坤、震、离、兑为时空顺序的先天八卦之中。后世认为先天八卦为伏羲氏所创，所以又叫伏羲八卦。

伏羲八卦在现存最早的文献《周易》中，是以占卜文化形式展现于后人的。而占卜文化在近代新文化运动之后，常作为唯心主义迷信文化典型被批判。但实际上，如果不先入为主，不带政 治及文化偏见，就会发现伏羲易学无论其内涵，还是创作过程，都始终循蹈在严肃的唯物观路径上。打卦算命只是其哲学精神之于世俗生活中的一种实践应用。

如关于伏羲氏作卦的思想灵感来源，《周易•系辞上》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就是说，伏羲易学创作的根据是人们对天地自然万象时空变化规律的朴素认知体验，而非臆想中的神灵启示。

伏羲易学的最后完成者是伏羲氏，但追究其文化血脉，尚有更加古老的唯物观文化源头。如《周易•系辞上》说：“四象生八卦”，“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四象即四时阴阳五行之象；河图洛书是女娲氏时代记录四时阴阳五行学说的结绳数象符号图。伏羲易学是在继承四时阴阳五行学说基础上形成的，而四时阴阳五行学说本质上同样是唯物观思想的文化产物。

伏羲易学的创作目的，《周易•系辞上》说其“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变化莫测”谓之“神”，“日月相推”谓之“明”，“神明”指天地自然万物不可思议的时空变化之象。伏羲易学的目的旨在揭示宇宙造化的内在“神机”，并由此预知天地自然万物生灭盛衰之变过程中体现出的不易规律。这样的文化实践精神，显然也是基于唯物主义理念的。

《周易•系辞上》说：“易有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者，运动变易，道之功能象也；太极者，体也，言气聚之体广大至极也；两仪者，天地阴阳二气之象；四象者，四时阴阳五行之象；八卦，即先天八卦，由天地乾坤阴阳父母卦气象，加坎、离、震、巽、艮、兑六子阴阳卦气象组成。这就是说，伏羲易学实际上是基于道、气、阴阳、五行、六气等思辨性唯物论宇宙哲学观基础创立的。

哲学的使命在于指导各门自然人文社会学科理论实践的构建。

距今七千年前，伏羲易学已经成功吸纳道、气、阴阳、五行、六气等宇宙哲学知识，用以解释宇宙演化，预测世界未来，指导人类生活，一方面说明其时道、气、阴阳、五行、六气等宇宙哲学文化已经趋于完善，并成为当时的主流哲学观；另一方面也说明道、气、阴阳、五行、六气等宇宙哲学观其时已经开始向具体专门的自然人文社会学科渗透。

三皇时代，道、气、阴阳、五行、六气等哲学观已经向自然科学，以及人文社会学渗透，成为各自理论实践的思想灵魂。那么，医学这门直接关乎人类死生大事的知识，也试图从道、气、阴阳、五行、六气学说中汲取新知，塑其体魄，理应自然而然。

以此逻辑看，中国古人普遍认为以道、气、阴阳、五行、六气等学说为思想灵魂的中医理论实践体系，发自伏羲，历经神农，初形黄帝，不但不显荒唐，而且非常合理。

按文献传说及常识的文化建构逻辑推理，以道、气、阴阳、五行、六气等学说为思想灵魂的中医学理论实践体系，开始萌芽的时代，完全可以上溯到六七千年前的三皇时期。

但实际上，从现有可靠的文献文物资料看，一直到三代后期，历经三四千年，这种中医学理论实践体系仍然“待字闺中”，世间难睹其真实芳颜。这种情况，让后人困惑不已。

任何事物现象的出现，都有其深层次的因果逻辑。三皇到三代时期，中医学理论实践体系的发展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怪异现象，深究其中缘由，理应非常多，不过，最根本的，当是这个时代物神杂糅的独特文化信仰。即在三皇到三代时期，思辩唯物的道、气、阴阳、五行、六气等宇宙哲学理论，还被赋予浓郁的宗教神学文化身份。

三皇已降，思辩唯物论宇宙哲学观开始走向中华文明史的前台，但这并不意味着神创宇宙哲学观随之被彻底挤出历史舞台。事实是，一直到三代时期，因为受社会大众唯物观文化水平仍然普遍低下等因素的制约，主流文化在坚持唯物论宇宙哲学思想的同时，还一直保留神创宇宙哲学观的一席之地。

不仅如此，当时的哲人还不断居中调和，形成一种内物外神，心物一体的哲学信仰怪胎。三代以前形成的这种物神杂糅文化，后来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民俗乃至社会制度习俗，一直绵延到十九世纪后期。

如北京紫禁城周围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等，就是明清统治者为在不同季节时令，向天地诸神祈福而建的神坛，很典型地体现了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物神杂糅哲学信仰。

无论古今中外，无论任何事物，一旦穿戴上神灵外衣，其身份都会变得十分高贵与敏感，甚至脱离凡尘，成为只允许普通民众顶礼朝拜的圣物。

一个至今被大众熟知的例子是中国封建社会时代的“龙袍”，因为被认为是冥冥之中，掌控天地万物造化的神灵天帝，特赐降生于人世间来肩负掌控凡民大众的“天子”的专属服饰。所以普天之下，只允许“天子”一人穿戴，如果修罗大众穿戴这种衣服，就是大逆不道，亵渎天帝神灵，属于不可饶恕的死罪。

人如此，物如此，知识也如此。三皇到三代时期，道、气、阴阳、五行、六气等学说就一直披着一层厚重而高贵的神学外衣。

一方面，当时人们已经坚信道、气、阴阳、五行、六气等唯物论宇宙哲学观深刻揭示了万物发生存续演化的内在机理，所以理所当然地认为，人类生活应当顺从利用这种宇宙大道法则。

另一方面，人们又唯心地认为，这一揭示宇宙万物发生存续演化内在机理的唯物论学说，是超越物质时空的天帝神灵，专门为人世间统治阶级赐予的认知世界及治国理政的根本大法。所以现实中，只有那些被天帝神灵认为能够“奉天承运”的人族，才可以学  研究传承。

以五行学说为例，其本意在于揭示一年天地四时阴阳之气的盛衰消长规律，属于思辨性唯物论宇宙演化哲学。文字诞生之前，五行学说是以河图洛书这种结绳数象模式表示的。但在三代及其以前，河图洛书在国家政权更迭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奉天承运”的帝王天子神符身份。

如《汉书·五行志》说：“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图之，八卦是也。”伏羲氏因为得天帝旨意而称帝，所以天帝以河图洛书相授，伏羲氏据此创作了八卦。

再看《今本竹书纪年》：“龙图出河，龟书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轩辕，接万神于明庭。”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天帝将河图洛书授于轩辕黄帝，让其接引万神，庇佑国家。

甚至到三代时期，五行学说仍然穿戴着“奉天承运”性质的帝王符瑞文化外衣。如《尚书·甘誓》说：“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有扈氏是夏初时期的酋邦部落首领，可能因为不满夏启破坏传统的禅让制度，所以夏启以有扈氏轻慢忤逆四时五行学说这种帝王天子符瑞文化的借口，“恭行天之罚”，进行武力讨伐。

三皇至三代时期，因为道、气、阴阳、五行、六气等学说身上的神灵外衣，决定了其研究  传只能在统治阶级内部，甚至只能在帝王天子之家的高墙大院之中。

这种极度脆弱的研究传承方式，既不利于其本身学术理论的不断完善升华，也不利于其在自然社会学中的应用推广,甚至连基本的  传沿革，都随时可能因为各种意外，面对断裂的风险。

而以道、气、阴阳、五行、六气等学说为思想灵魂的中医学理论实践体系，作为一门会通自然科学、人文社会学、宇宙哲学等的天人合一精神的交叉综合学科，无论自身体系的构建，还是学术思想的传承，都必然受制于这种历史文化环境条件。

《黄帝内经》就曾反复提及类似的情形。如《素问·灵兰秘典论》说：“黄帝乃择吉日良兆，而藏灵兰之室，以传保焉。”《素问·六节藏象论》说：“夫子言积气盈闰，愿闻何谓气？请夫子发蒙解惑焉。岐伯曰：此上帝所秘，先师传之也。”

五帝时期，以道、气、阴阳、五行、六气等学说为思想灵魂的中医学理论实践专著，由最高统治者亲自保管看护，由其最亲近的专职医官传承授业。如此极端局限的流传研究方式，不要说普通世俗大众医师难以企及，即便是皇族贵胄也恐怕鲜少能够一睹真容。

明白了三皇到三代时代，中医学一直保持如此畸形的文化传承研究模式，那么这一时期，中医学理论实践体系的推广普及及发展进步，出现如此怪异的玄密现象，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