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历来十分重视预防、养生、治未病，在三千年前的帛书上就有记载，在我国现存最早的医书《黄帝内经》中，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也奠定了中医治未病的理论基础，后世医家不断加以阐述、充实，形成了内容丰硕的系统工程，形成了最早的健康模式。比20世纪50年代后发达国家才真正重视健康管理模式整整早二千多年，如今医学界大力倡导的“预防为主”战略思想与我们祖先治未病的战略思想体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由于现代健康状况与健康管理模式目标差距甚远，因而在中医治未病理论中进一步挖掘、继承、发扬、提高这一宝藏，无疑对改变目前人们的健康状况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的全球调查显示：目前，疾病人群占20%，亚健康人群占75%，健康人群仅为5%。对人的健康和寿命来说，生活方式和行为起的作用占60%，居于主导地位，医疗仅占8%。只要有效改善生活方式，80%的心脏病和糖尿病、70%的中风、50%的癌症可以避免。50年代后期发达国家才重视健康与健康促进，如今医学界大力倡导预防为主的战略思想，十七大后《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疾病防治重心前移”的战略方针，充分发挥中医药“治未病”的优势，“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设立了主题为“中医’治未病’及亚健康中医干预研究”的重点项目。卫生部部长陈竺亦指出：用中医原始和质朴的、讲究整体、注重变化为特色的“治未病”和辨证施治理念来研究亚健康以及慢性复杂性疾病，是现代医学向更高境界提升和发展的一种必然性趋势。笔者认为：尽管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但是人们健康状况未能与时俱进，其原因除归结于人类对自身身体健康的忽略以外，社会对健康教育的有效干预不足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如何才能帮助个人和群体掌握卫生保健知识，树立健康观念，自愿采纳有利于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消除或减轻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预防疾病，促进健康和提高生活质量，养成良好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切实注重中医药治未病的系统理论，让这个数千年来对我们民族健康繁衍曾经做出杰出贡献的夺目瑰宝在为现代人的身体健康中继续大放异彩，充分发掘发挥和弘扬中医药治未病理论中未病先防和既病防变的两个方面，无疑将对现代人健康带来极大地提高和促进。
    1  未病先防
    祖国医学历来就重视预防，《内经》“治未病”思想是非常超前的医学思想，也是现代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核心，和现代健康管理模式有着惊人的一致！
    在长沙马王堆出土文物——三千年前的帛书上就有记载，认为人们要想长寿，就得顺应天地阴阳变化的规律。最重要的是治气，也就是坚持操练气功导引，讲究呼吸吐纳，根据四季气候变化和一天之内昼夜早晚的不同特点来进行锻炼。起居饮食要调养适体，尤其在房事方面要注意巩固精关，方能使人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如《十问》：容成合（答）曰：“君若欲寿，则顺察天地之道。天气月尽月盈，故能长生……”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我国现存的医学文献中最早的一部典籍——《黄帝内经》。《黄帝内经》系统地阐述了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等问题，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也形成了中医治未病的理论基础。《黄帝内经》中许多内容已大大超越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在形态学方面，关于人体骨骼、血脉的长度、内脏器官的大小和容量等的记载，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如食管与肠的比例是1：35，现代解剖学是1：37，两者非常接近。在血液循环方面，提出“心主身之血脉”的观点认识到血液在脉管内是“流行不止，环周不休”。对动静脉也有一定的认识。以上这些认识比英国哈维氏在公元1628年发现血液循环早一千多年。比20世纪50年代后发达国家才真正重视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整整早二千多年。祖国医学在总结古代劳动人民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中，《黄帝内经》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形成“治未病”的预防思想，强调“防患于未然”。《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谈到：“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1.1  顺应天时
    1.1.1  生命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生命是整个自然的结果”（《自然辩证法》），天地是生命起源的基地；有了天地,然后“天复地载，万物方生”,所以说“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这种对生命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虽然不能也不可能象现代科学那样解决生命起源问题，但是揭示了生命与自然的关系。
    1.1.2  人和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  中医学非常重视人体本身的统一性、完整性及其与自然界的相互协调，它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构成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在结构上是不可分割的，在功能上是相互协调、相互为用的，在病理上是相互影响着的。同时也认识到人体与自然环境有密切关系，人类在能动地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斗争中，不断提高健康水平，减少疾病。如“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  、“凡人居住之室，必须固密，勿令有细隙，有风雨得入”等，都是改造和适应自然环境的具体措施，说明了中医学已经注意到人对自然的能动作用。人类生活在自然界中，自然界存在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故曰：“人与天地相应也”，“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我们今天仍然认为人与自然应当和睦相处，任何破坏自然、破坏生物链，都将受到自然的惩罚。
    1.2  调摄精神  中医学认为精神情志活动，与人体的生理、病理有密切的关系。突然强烈的精神刺激，或反复、持续精神刺激，可使人体气机逆乱，气血阴阳失调而发病。情志刺激可致正气内虚，招致外邪致病。在疾病过程中情志波动又能使疾病恶化。而心情舒畅，精神愉快，则气机调畅，气血和平有利于恢复健康。正气存内，对预防疾病的发生发展有着积极意义。《素问·上古天真论》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所以，调摄精神，可以增强正气抗邪能力，预防疾病。这是古人在生活实践中认识了人和自然的有机联系以后，掌握了人体疾病的发生与饮食起居、精神状态的密切关系，从而提出了相应的预防措施，以适应自然的变化规律，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达到预防疾病发生的目的。
    1.3  加强锻炼  调养身体，提高正气抗邪能力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气是导致疾病发生的重要条件而正气不足是疾病发生的内在原因和根据。因此增强体质是提高正气抗邪能力的关键。
    1.3.1  引导吐纳  华佗是东汉末年的杰出医学家。他长期在中原地区行医，而不愿专门侍奉曹操，终于被杀。他技术全面，精通各科，尤长于外科，发明全身麻醉剂“麻沸散”，用于剖开腹背、切除胃肠等大手术，比欧洲人使用麻醉剂早一千六百多年。他不仅善于治病，更重视预防保健，创造了“五禽戏”，强调运动对人体卫生保健的作用。反映了我国古代医学又发展到一个新高度。佗语普曰：“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动摇则谷气得消，血派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不朽是也。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颈鸽顾，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病，并利蹄足，以当导引。体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沾濡汗出，因上著粉，身体轻便，腹中饮食”。
    孙思邈：隋唐著名医药学家。他积毕生精力，著成《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集唐以前医学之大成。为拯救人民疾苦，八十年如一日，足迹遍及川、陕一代的太白、终南、峨嵋、五台等山区。劳动人民奉他为“神人”，士大夫称其为“真人”。他逝世后，人们在五台山建立药王庙，敬奉他为“药王”。至今前往瞻仰这位伟人故居古迹的人们仍然络绎不绝。孙氏十分重视养生，其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孙氏提出“上工治未病，中工治欲病，下工治已病”的理论，是最早、最超前的预防医学思想。养性：孙氏认为“不知养性之术，亦难以长生”。主张常保持情绪稳定和精神愉快，“莫忧思，莫大怒，莫悲愁”，“勿汲汲于所欲，勿悒悒怀忿恨”。并对养性之术，提出了“十要”、“十二少”，忌“十二多”。十要为养性之大要，“一曰啬神，二曰爱气，三曰养形，四曰引导，五曰言论，六曰饮食，七曰房事，八曰反俗，九曰医药，十曰禁忌。”其“十二少”忌“十二多”无不反映儒家中庸之道。认为适当的运动对人体保持健康是必要的，如果运动太少或过度，均无益健康，故说：“养性之道，常欲小劳，但莫大劳，及强所不能堪耳”，他所提倡的适当活动，包括华佗五禽戏，天竺国按摩十八势，老子按摩法等，认为这种方法不仅可以施于平日，亦可以用于患病时，如“小有不好，即按摩按捺，令百节通利，泄其邪气”，《千金翼方》又载按摩之法：“清旦初，以左右手摩交耳，从头上挽两耳，又引发，则面气通流，如此者令人头不白，耳不聋；又摩掌令热，以摩面，从上向下二七过，去皮干气，令人面有光，又令人胜风寒时气，寒热头痛，百疾皆除”。
    1.3.2  运动锻炼  能增强体质，减少或防止疾病的发生。《黄帝内经》中有“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起居有常，不妄作劳”《素问·上古天真论》。后代医家如汉代医家华佗根据“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道理，创造“五禽戏”来锻炼身体，后世不断演变的太极拳、八段锦、易筋经等多种健身方法，不仅能促进血脉流通，关节流利，气血调畅，以增强体质，提高健康水平，预防疾病的发生，而且还对多种慢性病有一定的治疗作用。时至今日，我们的政府还在大力推行全民健身计划。
    1.4  不妄作劳  生活起居应有规律性，要保持身体健康，精神充沛，益寿延年，就应该懂得自然变化规律，适应自然环境的变化，对饮食起居，劳逸等有适当的节制和安排“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不要“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中医有五劳七伤之说：五劳，指五脏劳伤。即肺劳、肝劳、心劳、脾劳、肾劳。病因学指五种劳伤病因。《素问·宣明五气篇》：“五劳所伤，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亦指情志劳伤。《诸病源候论·虚劳候》：“五劳者，一曰志劳，二曰思劳，三曰心劳，四曰忧劳，五曰瘦劳。”  七伤，即食伤、忧伤、饮伤、房室伤、饥伤、劳伤、经络营卫气伤，合为七伤（《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1）心劳指思虑过度。（2）肝劳指七情所伤，《儒门事亲》说：“喜者少病，百脉舒和故也”，愤怒致病较重。《东医宝鉴·内景篇》说：“七情伤人，惟怒为甚，盖怒则肝木克脾土，脾伤则四脏俱伤矣”。怒多伤肝，肝失疏泄，气机升降逆乱，进而导致其他脏腑功能失调，故表现证情较重。惊恐致病较为难治。（3）脾劳指食伤，有饮食不节和饮食不洁之分。孙氏十分注意食宜，食养和食疗，认为“安身之本必资于食”。他认为养性之道当明饮食宜忌，“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至于食宜，他主张“食不欲杂”，“厨膳勿使脯肉丰盈，长令俭约为佳”，“每食不用重肉”，“常须少食肉，多食饭及少菹菜，并勿食生菜、生米、小豆、陈臭物，勿饮浊酒”又举例饮食对寿养的影响，他说：“关中土地，俗好俭啬……”。孙氏还十分重视“食治”。他说：“夫为医者，当须先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用药”，他确认“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他的《千金方》专列“食治”一门，详细介绍了谷、肉、菜、果的治病作用，如用含碘很丰富的动物甲状腺（鹿魇、羊魇）治疗甲状腺肿；用动物肝（羊肝、牛肝）治疗夜盲症；用赤小豆、乌豆、大豆治疗脚气病；用谷皮煮粥常吃以预防脚气。这些重要的发现，比西医早几千年。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我们的祖先即知用沸水为饮料，这种重视饮料煮沸消毒的方法，至今是我国人民的良好卫生习惯。关于饮水消毒的方法，陈士铎在《石室秘录》中载有“用贯众一枚，浸入水缸之中，加入白凡少许，逐日饮之，则温疫之病不生矣”。在食物方面，《金匮要略》指出：“秽饮、馁肉、臭鱼，食之皆伤人……六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毒，不可食之”。又如《千金方》说：“原霍乱之为病者，皆因饮食，非关鬼神”。这些论述，十分精准，为后世所推崇。（4）房劳，中医关于房中养生保健问题，有很多精辟的论述